中国音乐考古，是一门充满魅力的学科。随着音乐文物的络绎出土，中华民族音乐发展史被这一次次欣喜地发现而改写。这些音乐文物是古代乐音的真实载体，凝结着中国上古旋律和音容的全部秘密。位于华夏腹地的中原，具有近九千年古代音乐发展史，曾经是八方乐音汇聚的文化中心。在史书中，不乏黄河流域的原始部落的葛天氏之乐、大禹治水之歌的《大夏》之乐，商人“恒舞于宫，酣歌于室”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的郑卫之声，更是作为一代新音乐的代表，使听者“乐此不倦”。在中原大地上，生动热烈的民间音乐，源远流长，几千年连续无间。河南近年来的出土的音乐文物，更是以其多样性和丰富性为世人瞩目。特别是上古时的乐器，占河南出土音乐实物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我们无法想象，这些珍贵的音乐文物，带着穿越历史的乐音，经过了怎样丰富曲折、变幻无尽的历程。为追寻那种沉寂千古的天籁之声，我们沿着中原音乐创造者的足迹，走向远古。
距今8700年的舞阳贾湖出土的骨笛，对于改写和丰富中国音乐发展史，具有特殊的意义。骨笛是用鹤鸟尺骨所制，上钻七孔。经测定，已经具备七声音节结构，至今仍可吹奏旋律。它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吹管乐器。骨笛的制作者在处理加工过的鹤鸟骨管上，先做出7个等距离的记号来规范开孔和音高，其中一支骨笛的第七孔边，增开一个小孔以调整第七个音孔发音。在中国古代音乐史上一直认为中国乐律都是以五音为主干。骨笛的出土，将中国七声音阶的历史提前到八千年前。它是世界上同时期遗存中最完整、音乐性能最好的音乐实物。贾湖先民的音乐活动证实着中国音乐史上最早的源头所在，在史书上所记载“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的葛天氏之乐，就产生在黄河流域。据学者考证，葛天氏曾在河南中部生息，这些音乐有无传承关系，还需进一步的探索。
夏商音乐在史书上早有记载。而夏商二代之衰，也被归之为音乐之靡乱。
“启乃淫佚康乐，野于饮食，将将皇皇，管磬以力”（墨子•非乐）“昔者桀之时，女乐三万人，晨噪城端门，乐闻于三衢。”（管子•轻重）而殷纣则“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大最乐戏于沙丘，——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在迄今出土的夏商音乐文物中，打击乐器石磬在许多此时期的遗址中都有出土。石磬是起源极早的原始乐器，尚书有载“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相当于新石器晚期已经有石磬出现，河南范县龙山文化阎砦遗址所出石磬，呈三角形，倨勾明显，并有倨孔，是我国横悬式石磬之源头，河南出土为数不少的夏商石磬，早期多为特磬，即单件的大型磬。这些乐器发音清彻响亮，穿透力强，具有稳定节奏控制音高的作用，这些磬多数有升C和升A的固定音准，殷墟所出虎纹特磬，将特磬的使用和制作都推向了一个高峰。而三件一组的编磬，则为磬这种乐器旋律性能的发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河南两周墓葬中，磬与钟成为贵族乐器配置中的主要角色。三门峡虢国墓地多为九件、十件一组、平顶山应国墓、豫南淅川楚墓为十三件组，洛阳东周墓中出土的二十三件组，特别是上蔡楚墓中所出“商父之徵”石磬，寓示了这种乐器及其乐律的源与流。
中国上古音乐中，以编钟为主奏乐器的庙堂雅乐，构成中国独特的礼乐文化主体。迄今发现最早的青铜乐器，应该从夏代铜铃开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所出夏代铜铃，是中国较早的有舌青铜乐器。玉质的管状舌和合瓦形的铃体，有助于良好音质的阐发。直到西周时期平顶山应侯墓中，依然有成编的铜铃作为乐器，其形制与夏代铃极为相近。青铜乐器作为王室礼乐重器，应该从商代铙说起，这是中国最早有音律关系和规定音高的青铜乐器。殷墟妇好墓所出亚弓铙五件组，而商墓中所出的编组最早、断代可靠的铙，在二钟破裂测音缺如的情况下，其它三钟仍可基本构成五声音节。如果完全复原，其音节不只五声。近年来在两湖一带，出土不少商代单件大铙，南方铙文化现象引起学者的关注。它与中原乐钟的关系，正屡屡被人论及。但有一点应该受到重视的是，作为乐钟中性能最完备的甬钟，应是从北方商铙发展而来。这可以从西周早期的陕西长安普渡长田墓和宝鸡茹家庄墓所出成编的甬钟看出。特别是近年出于山西侯马晋侯墓所流散出的晋侯苏编钟，其斡与旋的演变、枚的出现、规范化的形制，都在证明乐钟的最高形式甬钟最初的演变过程。河南三门陕虢国墓、新郑郑公大墓和淅川楚国墓地，从北向南、从西周到春秋，甬钟走了它最为完美的渐变轨迹。淅川下寺M2出土的26件王孙诰甬钟，其规模之大，音域之宽、铸工之精、钟体之大成为日前发现春秋时最为完美的一套甬钟。按原出土位置和实际测音和演奏结果，这套编钟低音到高音，跨越了五个半八度，下层大钟作为击节和声的低音区，上层中小型钟作为旋律之用的中高音区。上层双音钟七声俱全，且多半音，可以旋宫转调。这种完美的音列和音质，为晚于此一百多年的曾侯乙编钟的辉煌打下了基础。此外，在河南各地，出土了不少其它青铜乐器如：殷墟的中铙、郭家庄？、商末周初鹿邑长子口墓六件铙、
1996年以来，在河南新郑，络绎出土窖藏编钟十余架共260多枚，其钟悬规则均为两套二十件钮钟和四件鎛钟，作为中高音的小型钟与作为和声的低音鎛钟相配，整个音域跨越三个以上的8度，音律和谐，利于旋宫转调。形成丰富多变的旋律特征，较此前的西周礼乐器音节排列有明显的进步。特别是这些编钟的音列中，与西周钟不同点是商音的出现。五音中的商音，是后人对商人音调特征的一种命名。郑国位于商之郑父之丘。在新郑望京楼商代遗址中，出土不少属于商代贵族的丧祭用品，其制作工艺与水平，比殷墟王室之器毫不逊色。商周交替之季，商文化作为中原先进文化因子，在商之旧地完整地保留下来。作为商王畿南部的郑，商代音乐依然在民人中流传。
郑卫之声，是两周时期周乐与商乐的汇流中成熟起来的一代新音乐的代表。在复制新郑编钟过程中，，音乐考古学者收集了新郑窖藏中十套编钟的音阶检测数据，发现十套编钟正侧鼓音都有商音，而且不少变徵、变宫的半音存在，具备完整的七声音节结构，且半音丰富。利用演奏丰富多变的调式和旋律，这也许是魏文侯听“古乐”唯恐卧、听“郑卫之音”不知倦的原因所在。
琴瑟笙管，由于北方土质缺水，丝竹类乐器几乎均不可留存至今，但有关中原琴瑟的文献记载，都证实两周时许多著名的琴师都出于中原。师旷、师襄、师文等，都以非凡的音乐才能、高超的演奏技巧、“内得于心、外应于器”的丰富的音乐内心世界，为后代琴学者所敬仰。信阳长台关楚墓和固始侯古堆大墓出土各类瑟十余架，制作讲究、工艺复杂，有19、21、23、25弦，特别是长台关楚墓所出漆绘锦瑟，面板上金银绘彩的狩猎纹和宴乐巫舞纹，使整个瑟显得华美无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