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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

来源:大河网-河南日报 来源作者:孔祥敬 编辑人:荆书剑 发布时间:2015-05-06 10:05:23

我的老家邓州,对于女性之美的最高评价是“高大、利亮、白”。我的母亲,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母亲家住南阳盆地的“盆沿”,属于岗坡,人少地多。年轻时,她不仅长得好,家境也不错,加上外公曾经负责全村的治安,骑着枣红大马,腰里掖着两把“盒子炮”,没人敢娶我母亲。听说她嫁给我父亲是因为孔家住在“盆底”风水好,是大户人家,祖上开过染坊、酒坊,又是耕读传家,当时父亲是一位小学教员。

母亲十分勤劳,又心灵手巧,忙时干农活,闲时纺花织布。记得,家里堂屋放着一架纺车,东屋放着一台织布机,晚上,母亲把煤油灯点亮,自己坐在纺车旁的一个小凳子上,右手握住纺车,左手握住弹好搓好的棉花捻子,从手心抽出一根线连接在纺车的锭子上,像魔术师似的让细细的丝线在陀螺上一上一下、一高一低、一远一近、一快一慢均匀地起伏着银色的弧线,很生动,很优美。慈母手中线,儿女身上衣。今天回想起那“嗡嗡——嗡嗡——”的纺车发出的小夜曲,才懂得那是母亲在纺着一家人的希望。

纺了大半年的线,到了秋收种过麦子后的农闲时,母亲用拐子把纺好的一陀螺一陀螺线拐成经线,然后用很稀很稀的面汤糊糊糨糨,晾干后再转移到一个个竹筒上。天气晴朗时,母亲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叫来左邻右舍的大娘大婶和嫂子们,把一根根筷子固定在高粱秆组成的箔子上,再把缠满线的竹筒放在筷子上。只见母亲满脸兴奋,娴熟地牵住每一个竹筒上的线头,在一起合拢。那一根根丝线像银色的琴弦,那“哗啦啦——哗啦啦——”转动的竹筒如同最听使唤的企鹅在一起摇头欢唱。我在一边看着,不知不觉也帮起忙来。后来才知道,这是在合成织布的经线。经线按照规矩有的合拢成三百八十头或四百二十头,最宽的可达四百八十头。合拢后,母亲便把线放置在织布机上开始织布。那时,我睡在西屋,晚上醒了,还能听见母亲在东屋织布的声音,真乃“唧唧复唧唧,母亲当户织”啊!

我小时候,除非过年,平时很少穿新衣服。有一次,母亲用织好的布为我做好了一件衬衣,襁了又襁,还用漂白剂漂得很白,非要我穿着上学。我怕把新衣服弄脏,又怕和同学在一起太显眼,坚决不穿,撒腿就往小河边跑。母亲就在后边追,一边追,一边喊,我头也不回,使劲跑,母亲看追不上,气得蹲在地上大哭了一场……

母亲喜欢干净,又会做饭。她炒的菜不咸不淡,味道鲜美。她蒸的馍,又好看又好吃。特别是她烙的油馍,又酥又脆,又香又软,一层层的像纸一样透亮,全村人都知道母亲这个手艺。因此,县里或公社下派的工作组到村里派饭,总是派到我家。为了让客人吃好饭,家里没有面就到邻居家借。常常为了做一盘炒鸡蛋,母亲让我蹲在鸡窝旁,看着母鸡下完蛋,还没听见“咯咯哒——咯咯哒——”的叫声,就急忙伸手把热烘烘的鸡蛋捧着送到厨房。饭做好后,母亲不吃,让我去陪客。夏天,她就搬个小椅子到院子里拿个蒲扇乘凉。冬天,她就坐在灶火旁抽旱烟。我一直称之为巧兰姐的公社驻村队员,整整在我家住了十年。她们朝夕相处,无话不谈,她把母亲当娘,母亲认她为干闺女。

那年的秋天,我高中即将毕业,在路上遇见一位姓祝的接兵排长。一个中学生遇见个军官,心中很是崇敬。他听说我是个高中生,又在街头庆祝国庆节的报纸特刊上看到了我的文章,就口苦婆心地动员我参军,并说解放军是一个大学校,很能锻炼人。他为了要我去参军,还在公社食堂请我吃了一顿红烧肉。我当时本来很想上大学,可他的真诚感动了我。我就回去跟母亲说了,母亲半天没吭声。后来,祝排长又到家里,帮助说服了母亲。母亲常说,好男儿志在四方,经常给我讲岳飞精忠报国、佘太君和杨家将的故事。我知道,母亲不是不同意我去当兵,因为我是家里的长子,母亲特别疼爱,又担心我年龄小,不放心。我穿上军装,临离开家时,母亲把我送到县城。我走后,母亲大病了一场。一年后她到部队看了看我,发现我吃胖了、长高了、健壮了,这才放心下来。

随着时光推移,生活变迁,父亲调到了县城工作,母亲为了照顾父亲,也搬到了县城去住。那年,我已经在部队当了军官。回去探亲时,无意中看到父亲单位的公示栏里贴着一张职工欠款名单。父亲的名字排在第一位,后边清楚地写着欠款数额为八百元,我心里十分难过、内疚。我知道,这些欠款一部分是父母为支撑这个家必然的花销,另一部分则是为乡里乡亲的花费。就拿吃饭这件事来说吧,村里人进城赶集,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有的推个架子车,有的骑个自行车,有的挑个担子,他们把车子、担子往家门口一放,进屋二话不说,母亲就知道还没有吃饭,赶紧打开蜂窝煤灶做饭。这一锅饭还没吃完,接着又有一班乡亲来了,常常一个中午要来三五班。反正,村里人时间观念不强,每天吃了午饭都日头偏西了。把乡亲们送走,母亲有时吃上一口剩饭,有时累了倒头就睡了,久而久之落下了“亏症”。

要说,母亲从农村搬到了县城里去,应该清闲了一些。可不知啥原因,村里的红白喜事、邻里纠纷、打架斗殴、盖房架屋、划分宅基地等还都要请母亲回去处理。母亲只要身体力行,都欣然答应,件件处理得公平公道,人人服气。

母亲生养了四个儿子,其中三人都参了军。她知道部队生活紧张、纪律严格,从不多写信让我们分心。我们给家里写信问候家里有什么事,她的回信总是一切平安,嘱咐我们努力工作,不要惦念家里。

这年春天,母亲已经病了很长时间,在家的一个小弟弟不得不给我们打了个电话。我们把母亲接到郑州进行了检查,确诊为食道癌晚期。母亲住院后,我们兄弟几个和媳妇轮流到医院照看,她依然跟平时一样,叮咛我们不要耽误工作。看着母亲一天天消瘦下来,我们的心情一天天沉重起来。恰在这时,我要去云南参加一个会议。母亲听说后,把我叫到床边说:“工作重要,你去开会吧,我不要紧!”到了云南的第三天下午,我浑身出汗,头晕目眩,六神无主。我下意识地感觉到很可能是母亲病重,快不行了。当晚,回到宾馆就接到电话说,母亲病重,已从郑州被送回了老家。我马上明白,母亲已经过世了。于是,我火速赶往昆明机场,赶上了当天最后一个航班飞回郑州。那夜的瓢泼大雨像是天塌了一样,从郑州一直下到南阳。我们的车整整开了一夜才到了家。清晨,总算跟母亲见了最后一面。她看着我,依然是那样的慈祥、那样的清秀、那样的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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