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宴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没有高速公路，黄河大桥还是建国前修的一座报废的铁路桥，汽车单项通行。一大早坐汽车从省城出发，到豫东老家150公里的路程整整走了十几个小时，到了县城已是黄昏。

车站的工作人员已经下班，黑暗处停着几辆破旧的客车，大门口唯一的一盏电灯下坐着把门的老头，端着硕大的茶缸呼噜呼噜地喝着水，懒洋洋地看着我们这一群精疲力竭的旅客。总算到了，我伸了伸酸疼的四肢。

一

从县城到老家还有十几公里的土路，过去回来都是坐屁股冒烟的三轮蹦蹦车回家，可今天太晚，连蹦蹦车也没有了。看看简单的行李，唉，只有步行回家了。

十来里路不算远，也就个把小时就到了村口。虽然走夜路有点战战兢兢，但还是挺顺利地回来了。当我从村口的一口水井旁路过时，猛听到有人叫我的乳名：“黑蛋，你回来了？”

我一回头，看到一个人正在井边打水。趁着月光看见一个高高瘦瘦的人正在把扁担上的两个铁钩往水桶上挂，半蹲半站的姿势，穿着一袭天蓝色的长衫，戴着一个黑色的瓜皮小帽，在月光反射下明晃晃地发亮。我吓得“哇”的一声，把手里的帆布提包扔出去一丈多远。这幅行头是在我们老家只有死人才穿的寿衣。遇见鬼了？我的冷汗立马已湿透了全身。

忘了跑，木桩似地杵在那，半天没有反应。那人见我这样赶紧说：“别怕别怕，我是你老屁爷。”我半天才缓过神来，一看果然是他。老屁爷是我家的邻居，是村里的五保户，已经八十多岁了，他啥时死了？“黑蛋别怕，我没死。”原来那时候村里穷，没衣服穿，五保户更是没人管。老屁爷很早就让生产队给做了一套送老衣，这天晚上在家没事拿出来试穿欣赏，又看到水缸里没水了，就穿着寿衣出来挑水，没想到吓着我了。哎呀我的娘啊!

终于回到家，给父母说了与老屁爷的遭遇，父母气的直骂这个吓死人的老不死的。简单吃几口饭就回东厢房睡觉了。一天奔波，又被老屁爷吓这一家伙，累了，躺下就睡着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听见“彭彭”有人敲门，我迷迷糊糊打开门。见进来的是我中学的同学杜高，手里惦着两个塑料袋，腋窝里夹着两瓶酒。一进门就嚷：“你咋才到呀，我听说你回来，下午就来了一趟了。”他把塑料袋撑开口放在桌子上，一只烧鸡和一份油炸花生米，我去厨房拿了筷子和酒杯就喝上了。

二

我与杜高同龄同村同学，从上一年级到高中都是一个班，杜高的爹是我们生产队的队长。我家里房子少住的紧巴，10来岁就经常在杜高家与他住一张床，我俩关系很好。

那时候生产队干部晚上在他家开会，完事后总要用公家的******吃上一顿油饼或是面条，我也经常被杜高的娘半夜叫醒塞进被窝一张或半张用破报纸包着的油饼。还专门交待一声：“出去可不能说!”

在那个年代，过年才能吃几天******的日子里，吃油饼可比过年还幸福。所以，我爱上了杜高家，虽然后来我家也盖了房，我还是不愿回去住，我舍不得十天半月就能吃半张油饼的好生活。

所以，看在油饼的份上，我与杜高关系很好。每天喊着一块去上学，还愿意给他背书包，像个狗腿子一样跟着他。我妈骂我：“你给杜高的娘当儿子算了，一块油饼就给你收买了，日本人再来了你一定是个王连举，不用上老虎凳，两片肥猪肉就投降了。”

杜高发育的早，上高一的时候就将近一米八的身高，满脸长满了疙疙瘩瘩的粉刺，嘴唇已有浓黑的胡须，举手投足一副大男人的气派。而我又黑又瘦像个猴子，女同学都不愿多看我一眼，我很崇拜他。

杜高学习不行，上高中时是靠他爹的两条金钟烟买通了校长才进去的。我的学习挺好，成绩也能排个前几名，人才和文才我总算还占一样。所以，杜高总是强烈要求和我同桌，我虽不太乐意，也是敢怒不敢言。这样考试的时候杜高总能有一个不错的成绩。但是，时间长了就露馅了，我们两个的试卷总是对错一致，分数相同。后来就被班主任强行调开了，但我们仍然是好朋友，他是我的保护伞，同学都不敢欺负我。

我们学校有个音乐老师，是个老处女，长相实在和音乐这种美妙的东西搭不上边。虽是音乐学院毕业，30多岁还没有嫁出去。声音似男人，不爱多说话，上完课夹住课本就走，和学生基本没有什么交流，和学校的老师也是见面点点头，很少说话。学生暗地里都叫她“处女”。

那时已恢复高考，我们这些农家孩子都憋着劲考大学，都想着跳出农门出人头地，所以很少像现在的中学生出现早恋现象，反正在我们学校没听说过。可就在我们上高中二年级下半学期的一个晚上，学校传出一个爆炸性新闻，音乐老师“处女”和杜高乱搞男女关系，被体育老师和学校篮球队的几个同学在学校边上的玉米地里抓了个正着。

说是“处女”猫叫春一样的声音把正在打篮球同学吸引过去了。后来，“处女”调走了，杜高被学校开除了。再后来，我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省城工作。头两年放假回来都能见到杜高，他还是老样子，一脸的粉刺，但胡子更黑了，还是那么男人气派，天天昂首挺胸地走在街上，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我们俩还是好朋友，但我们俩谁都不提“处女”的事。

大学毕业后再没见过杜高，听我妈说，杜高在家游手好闲，农活再忙也不下地，他爹娘也拿他没有办法。说了几门亲，人家一打听有“处女”那档事就坚决拒绝了，听说跟着一个朋友去东北做生意了。从此我俩再无联系。

三

在杜高打开一瓶“亳龙”牌原浆酒后，我俩都倒了满满一茶杯。放假回家我们经常在一块拼酒。他总是呼儿喊叫，高抬重放，我则沉着应对，不卑不亢。到最后总是打个平手，要么酒尽未尽兴，要么双双醉如泥。那天我们没有叫阵，只是边聊边喝，不免谈起了这几年的经历。他首先谈到他跟“处女”的事。

那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刚上完晚自习，在闷热的大宿舍里实在是睡不着，就一个人在校园里溜达着玩。当走到“处女”窗下时听到有隐隐的呻吟声，他就爬在窗台上往里看，借着灰暗的蜡烛的光线，看到处女正赤条条躺在床上，手放在那个地方，身子象蛇一样扭动并发出压抑的声音。当时杜高已16岁，懂得正在发生的是什么。他脑子开始发胀，呼吸急促，心脏有明显的膨胀感，小鸡儿在墙上顶得生疼。他已忘了一切，不知怎么就挑帘进了房间（那时农村及学校夏天都只挂帘子不关门）扑到了床上。

杜高说那女人真骚啊，我想她一定会反抗，最起码也得看看我是谁。谁知她连眼都没睁就把我压在了身下。那一夜后，我就逃不掉她的魔爪了，他们的关系保持了一年，直到被学校开除。她真是处女。

他在家里游荡了两年，庄稼活从不粘手，打架斗殴，偷鸡摸狗的事却没少干，成了村里的小霸王，羞得他爹整天抬不起头，最后把生产队长也辞职不干了。直到1983年夏天的一天，杜高突然失踪了。父母也不知其去向，他爹娘哭了几天也就过去了。从此村里少了一个祸害，他爹虽然心里难过但嘴上却说：“我没有这个儿子，心静！”

一年后，终于有了信。原来杜高跟着一个道上的朋友跑到中苏边境帮朋友做起了边贸生意。他说那时老毛子的钱真好挣，国内无人问津的低档服装、热水瓶、肥皂、毛巾、打火机之类，拿到苏联就能挣大钱。原来都说老毛子先进，狗屁，原来他们就会造枪造炮，生活用品缺的很。一包方便面就能换一个高级军用望远镜，不少中国人发了大财。

后来自己独自开了一家边贸公司，经常进出苏联境内，整车皮地向老毛子倒腾国内的轻工产品，有时甚至在后来的俄罗斯境内一住就是几个月。1988年的时候，他从俄罗斯远东地区带回一个白俄娘们，比他小10来岁，才18岁 ，现在已经给他生了三个小杂毛。

杜高说俄罗斯远东地区很穷，女人比男人多，俄国男人又懒又凶，当地女人都愿意找中国男人，即使不与她结婚，她也愿意跟着你。中国男人有很多都在俄罗斯有临时的性伴侣，花钱也不多。他在俄国居住期间，也经常找俄国姑娘解决生理问题。

杜高的生意越做越大，在哈尔滨已安家，除白俄老婆外，还养了两个外室，也都生了孩子。白俄女人也知道，她不管。在远东地区买了一个林场，每年向国内卖木材，很赚钱。他多次要接他爹娘搬过去，他们都不肯去。他娘去过一次，嫌冷又回来了。

杜高每年都回来几次看看老两口，他娘还好，他爹对他还是带答不理。他还捐款50万把村里的小学盖了盖，让学校聘请他爹当了名誉校长，他爹对他才有了笑脸。

四

两瓶亳龙原浆已经喝光了，一只烧鸡也只剩了骨头，我要去拿酒他不让，就继续聊。后来他啥时走的，我已经不知道了。

“晚上跟谁喝酒醉成这样？”老母亲把我从床上叫醒。我头有点疼，喝太多了，看看表已经上午9点多了。“昨天晚上杜高来了，非要喝酒。”我昏昏沉沉地说。“谁？杜高？”母亲的声音吓我一跳。“杜高一年前就在东北让人打死了，你见鬼了吧？”我也大吃一惊，看看桌子上的鸡骨头，还有两个喝光的酒瓶，我真见鬼了？

我大病了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