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根同源血脉相连——豫台情缘

2017年8月台湾青年演员到河南学豫剧

柏杨回乡探亲 受访者供图

因柏杨、王广亚、痖弦们这个特殊的群体，河南和台湾有了血脉的联结。历史上，两地血脉相连的故事，曾发生过多次。

历史记载，河南人大规模迁入福建等东南地区，主要有四次，分别是两晋南北朝时期、唐代前期、唐代末期和两宋时期。明清时期福建等地逐渐变得人稠地狭，开始外迁台湾，奠定了台湾社会发展的基本格局，经由福建等地，河南与台湾建立了跨越时空的血脉联系。比如福建、台湾很多家族信奉的“开漳圣王”陈元光，就是唐代南迁的河南人。一次次的人口迁徙，让中原文化深深植根于台湾，正如柏杨所说，台湾本土文化就是中原文化，台湾主流文化的源头在中原。近年来豫、闽、台三地普遍认同：台湾同胞的祖根500年前在福建，1300多年前在河南，台湾同胞来大陆寻根认亲，往往首站福建，终站河南。

血脉相连，同根同源，河南和台湾两兄弟就有很多共同的话题。近年来，豫台交流内容丰富多彩，两地间豫剧、佛教文化、关公文化、根亲文化等交流活动频频举行。

2011年4月，以抵御法国侵略的清代台北知府、河南临颍人陈星聚为主角的豫剧《台北知府》赴台演出3场，3000多台湾观众观看了演出，民众反响热烈。

2013年5月22日至29日，信阳豫剧团携新编豫剧《开漳圣王陈元光》赴台演出5场。剧团除在台北文艺中心戏剧厅演出外，还深入到庄团、草屯、斗六、风邑等地的开漳圣王庙流动演出，与台湾民众更广泛地接触交流。

2015年关林关公圣像赴台巡游，这是2010年关林关公圣像首次赴台巡游5年后再次进入台湾。巡游关公圣像选用关公夜读春秋木雕坐像，在台绕境巡礼祈福历时近两个月，足迹遍布台湾中华道教关圣帝君弘道协会管理的东、西、南、北、中等五区共98家会员宫庙，组织十分严密、内容丰富多彩，巡游活动包括起驾、接驾、开幕式、城乡踩街、法会、论坛、民俗演出等，是一次两岸关公文化的嘉年华。

同年，河南组派三个文化艺术团分赴台湾台北、台中、高雄等地执行“欢乐春节”展演任务，河南的豫剧、杂技、民乐、少林功夫等特色文化，为台湾同胞送去了一道丰盛的节日文化大餐，20多万台湾民众欣赏了河南独特的风俗民情，感受了中原文化的丰富多彩，增进了台湾同胞对中原的情感。

另一方面，台湾同胞回中原寻根问祖等文化活动也十分频繁，其中有佛教、道教交流，有关公文化和豫剧交流等，最为重要并且常规化的活动，是参加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2006年，新郑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升格为省级主办，此后每年规格不断提升，典制日趋完善，由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全国台联、河南省政府、河南省政协、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共同主办，影响力上升至国家层面。2006年以来，“台湾元素”越来越重要，出席历年拜祖大典活动的台湾政要有江丙坤、连战、郁慕明、宋楚瑜、林丰正、张昭雄、吴伯雄、蒋孝严、徐立德、丁懋时、詹春柏、胡志强、萧万长、刘兆玄、饶颖奇等。

连战在黄帝“故里祠”前欣然题词“扫蒙昧，定中原，世胄文明於焉开”，表达炎黄子孙对人文始祖的景仰追思之情。他说：“过去在台湾，尤其是电视没有普及之前，我们主要是靠广播了解时政，电台每小时都要报一次时间，报的就是‘中原标准时间’，可见，中原是所有中华儿女心灵上的故乡。”在故里祠前题字时，詹春柏写下了“万流归宗”，胡志强写的则是“广被全球”。萧万长题写了“中华肇造，万古常新”。

每年数百名台湾退役将士、各大宗亲协会成员参加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使这一盛典成为海内外中华儿女宣示“民族认同、血脉认同、文化认同”的重要平台。2016年4月，新郑市成为“海峡两岸交流基地”。

河南与台湾还有一项特殊的情缘。清朝康熙年间，一批台湾高山族来到南阳邓州张村镇上营村，他们娶妻生子，繁衍至今，成为远近闻名的“台湾村”。2010年10月，来自阿里山的高山族前来南阳，探望他们血脉相连的同族兄弟，成为当地一件盛事。

漂泊一生 终归故乡

每年清明，崔渝生都会带着父亲生前爱吃的食品，从西安乘火车来郑州。通达机场的城郊铁路建好后，她来往就方便多了，搭乘地铁在双湖大道下车，西行六七百米，就近了父亲的铜像。

这是一处像公园的墓园。柏杨铜像周围环绕着百多平方的草坪，后面是松柏，旁边有小桥流水。铜像是坐式，高约两米，柏杨左手放在膝盖上的一本书上，右手托着下巴若有所思，神情端庄而安详，严肃又不乏温情。

“父亲铜像采取坐姿，是我的提议。”崔渝生说,“很多铜像是站姿，我觉得父亲一生太累了，坐像比较好，家人都同意了。”柏杨一生，确实太累了。崔渝生在牙牙学语时就跟父亲分离了，40多岁才又见到他，但她理解父亲，对父亲有着深挚尊敬和无间的爱。

河南福寿园内，王广亚的铜像站立着，面朝他所创办的学校。这里距离柏杨铜像不远，两位漂泊异乡的游子，最终在故乡安心、安魂。

亲情乡情牵绊终生深爱中原

柏杨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他半生漂泊，30多岁开始写作，小说、杂文都颇有影响，而一次牢狱之灾，让他转向历史研究和写作，在这个领域更是成果斐然，可以说，有华人处，就有柏杨的作品流传。

柏杨是新乡辉县人，1920年出生在开封，原名郭定生，后改名郭立邦、郭衣洞，笔名柏杨、邓克保。他自幼丧母，曾自言幼年如“野生动物般”，受尽继母毒打和虐待，这让他青少年时期非常叛逆，有过不少“顽劣”行为。从小学到大学，他读过很多学校，却没有拿到过一张文凭。抗战时期，他辗转于河南、甘肃、重庆等地，抗战胜利后，他前往东北谋生，后来一路南下，去了台湾。

柏杨的写作生涯始于台湾，这源于他自少年时期养成的阅读习惯。13岁时，因与继母发生冲突，他被父亲送回家乡辉县读书，幸运地遇到一位好老师，引发了强烈的阅读兴趣，从此终生爱读书，虽历经坎坷、艰辛而未曾改变。因此，他没有文凭，却有满腔才学。

有人将柏杨在台湾的生活概括为“十年小说，十年杂文，十年铁窗，十年史学”，在每个领域，他都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他的长篇小说《异域》在台湾卖出100多万册，后来又改编成电影，影响巨大；他的杂文面冷心热，研究者将其与鲁迅相提并论。

从1968年到1976年，柏杨坐牢9年多，在狱中他写出了《中国人史纲》《中国历史年表》《中国历代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等三部著作。出狱时，除了一身囚衣、三部书稿，他一无所有，靠朋友帮助生活。但他很快重新开始写作，为自己赢得了声望和良好的生活条件。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勤奋，他先后完成《丑陋的中国人》《柏杨版白话资治通鉴》等著作，一生著述2000多万字，在华人世界引起巨大反响。

随着时光流逝，在台湾的大陆人乡愁日渐强烈。同乡之间，同操一方口音，彼此倍感亲切。辉县在台湾有300多人，分散岛内各地，经热心人奔波联络，建起了同乡会。

柏杨被推荐为会长后，辉县同乡会活跃起来，编写了《移民录》，分发各位乡友，每年春节，大家携妻带子，聚集台北举行团拜会，会长致辞，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热闹。有一年柏杨的致辞感人至深：“我们这些人老之将至，以后都要携其子孙回去，不能让后人忘记，我们虽然漂流海岛，根在辉县，回大陆探亲就是要去寻根认祖。”

上世纪90年代初，为了寄托思乡之情，台湾辉县同乡会决定在家乡建一座纪念建筑，费用由乡友自由捐助，不足部分由柏杨补齐。经辉县市政府同意，同乡会筹款30万，在故乡的百泉风景区建起了一座“怀乡亭”。

在此之前，柏杨也开始寻找自己失散多年的家人。柏杨在大陆有过两次婚姻，第一次是奉父命在家乡娶妻，婚后育有一女；第二次是在重庆与信阳息县女孩崔秀英相爱，也育有一女。抗战胜利后，他带着妻女回信阳探亲，安顿好妻女后前往东北谋生，随后世事变化，他一路南下去了台湾，从此与家人隔绝。

柏杨的二女儿崔渝生从小在息县跟随姥姥、姥太生活，姥姥、姥太先后离世，她才到武汉与母亲和继父生活，后来辗转到西安工作。1986年，柏杨与两个女儿在香港相见了。

“在香港的四天里，父亲安排我们住最好的，吃最好的，还买了很多东西，恨不得将几十年欠下的亲情一次补上……”

归葬故乡凝聚两岸亲情

1988年，柏杨第一次回到大陆，他先到上海、北京，然后回了辉县，在家乡住了三天。长女郭素萍陪他去了老家——常村镇常北村，见了很多亲戚、儿时的同学，他满口辉县话，记得幼年的很多细节，记得家乡的很多地名。

随后，郭素萍陪他前往西安见崔渝生，父女三人再度相逢。1993年、1998年，柏杨又两次回大陆，去辉县给父母上坟。

柏杨的大陆行，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周明多一路陪同，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情。2006年岁末，柏杨将自己的手稿等上万件文物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始料未及的是，此举在台湾引起很大震动，有人质疑、指责，也有人反思。病中的柏杨坚持见周明，跟他说，捐赠的事自己信心坚定，绝不动摇，还希望大陆和台湾多来往，多相互了解，并在一张纸上写下一行字：“重回大陆真好！”表达自己的心愿。

后来，台南大学争取到了柏杨另一部分手稿等文物，建起柏杨文物馆，复原了他一生中几个重要的书写环境，甚至拿走了他正在使用的沙发、茶几和书柜。

2008年4月29日凌晨，柏杨病逝于台湾，寿年89岁。经周明、郑彦英等先生多方奔走，2010年9月12日，位于新郑龙湖镇的河南福寿园举行了一场隆重的安葬仪式，柏杨的长子郭本城将骨灰盒安放在雕像下的石室里，盖上黄土，覆上绿草、鲜花。漂泊一生的游子，终于安息在了故乡的怀抱里。

由于柏杨归葬故乡，他生活在中国大陆、台湾和澳洲的五个子女，都对故乡有了更深厚的情感，彼此也联系更多，亲情更浓。

采访柏杨长子郭本城时我们提出了第一个问题：“您对河南有感觉吗？”

台湾生台湾长的郭本城的回答让我们很意外。“对自己故乡的感觉，就像怀念母亲温暖的怀抱一样。河南的热情淳朴真诚，深刻于心，思念不已。”他说，“中原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就是以河南为核心的广袤区域，这乃是先父的出生之地，我又是何等的‘与有荣焉’。”

郭本城说，曾有台湾记者问柏杨：“柏老，您的祖籍是河南，您怎么看中原文化？”柏杨回答说：“我们的中原文化，是非常灿烂的；而台湾的海洋文化，则是非常多元的。台湾会走向本土化，但是却没有办法脱离中原文化，因为本土文化就是中原文化。四维八德，最能彰显中原文化。”

郭本城现在时常回大陆，“每次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就是踏上故乡之路，而进入河南，才有回家的归属感，最后踏上郑州、新乡、辉县的土地时，那种返抵家门、进入客厅的欣慰和兴奋，难以言喻，沿途很想下车摘朵小花，或是一片树叶，就像进入了自己家里的院子……”

海上桥村游子搭建两岸教育桥梁

巩义市大峪沟镇海上桥村的村名有点怪，没有海，也没有桥，却叫海上桥。有趣的是，这个村的游子王广亚是第一个到大陆投资办学的台湾人，可说是海峡两岸教育事业的一座桥梁。

我们来到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校园内一套普通单元房时，王广亚的女儿王淑芳已经削好了两个苹果，正在为自己削第三个，她殷勤地劝我们吃苹果，彼此之间一下子没有了陌生感。

王淑芳与父亲的分离，是在1947年，那时她已经记事。“抗战胜利后，父母带着我和妹妹从重庆到南京，住在鸣阳街25号。怕我和妹妹走丢，天天教我们记这个地址。”

“我家的表叔也特别多。”王淑芳幽默地说，当时前去南京找工作的亲朋，常在她家住，一到晚上，屋里打满地铺。但王广亚的薪俸很微薄，完全不够家用，他的妻子很大度，常卖些娘家陪嫁的首饰，艰难维持生计。

1947年，王广亚决定把妻女送回巩义老家，自己前往台湾“找前程”，没料到，他与家人从此隔绝数十年。

王淑芳再次得到父亲的消息时，已在新疆生活了20年，她的丈夫刚去世，她靠一台缝纫机养活自己和几个孩子。

王广亚先联系上在巩义老家的妻子，将她接到香港，然后托人去新疆找到女儿，也接到香港。那是1984年，父女之间已分离37年。

王广亚1949年7月在台湾开创了自己的补习学校，后来更名为台北育达高级商业家事职业学校。

再见到女儿时他已经很有钱，但他没打算用钱补偿对女儿的愧疚，他对女儿说：“你要准备接我的班，必须上学，我管学费，生活费你自己打工挣。”

这年王淑芳已经43岁，已经多年没有看过书。此后四年，她白天打工，晚上读夜校，用四年拿到本科文凭，然后又用三年读完研究生。

不久，王广亚带着女儿回河南探亲，看到河南教育资源匮乏，决心回乡办学，此后他谢绝上海、南京、广州等地的邀请，执意在家乡办学。这些年，他在河南办学投入两亿元，却没往台湾拿一分钱，王淑芳先后在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担任董事、董事长，也只是拿工资，“还不是全校最高的，工资最高的是学校聘请的教育界名家”。

“父亲回乡办学，一是为了河南学子，二是为我开创一份事业。”王淑芳说。

在创办的所有学校中，王广亚对升达倾注了最多的心血，八九十岁时，他还坚持每月从台湾飞回来，到学校处理事务。他独特的办学理念，使升达独具特色，办校二十多年来，为河南培养了大量的人才。

王广亚十分看重乡情，他为家乡海上桥村修路、建校、修建文化大院；在郑州，除了办学，他还捐资兴建了升达艺术馆；在台湾，他资助台北河南同乡会、资助《中原文献》杂志等。1972年，台北河南同乡会在台北县南港一块风景秀丽的地方，建了一座“河南同乡墓园”，建有大殿、纪念碑、升天堂等设施，陈设河南在台各种文物，展示河南在台人士的历史功绩，并安放过世的河南同乡灵位。在该园建造的纪念碑上，因贡献最大，王广亚的名字排在第一位。

因柏杨、王广亚、痖弦们这个特殊的群体，河南和台湾有了文化的联结，他们和他们在台湾的子孙，将河南文化传留在了宝岛。这样的事情其实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河南、台湾相距两三千里，但历史上中原人口多次南迁，将中原文化印记一次次带到台湾。正如柏杨所说，台湾文化是多元的，但其核心是中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