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装着大写的人民

熟练地取下空水桶，轻松将满满一桶水嵌入饮水机，拿出一叠揉皱的单据让我签字——这个司空见惯的过程中，让我铭记下的，是送水工拿起收据一瞬间惊喜的表情：“这是你的名字？《永远的圣殿》是你写的？”

一个写作者，与读者偶遇不算新鲜，可这一次，对方是个民工，让他记住的，是我的一篇为河南大学90周年校庆采写的报告文学。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的确，只有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只有深入到生活中去，真正走近广大人民群众，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报告文学尤其如此。

长期以来，报告文学体裁一直在“报告”与“文学”的争议中生长，但并不妨碍那些里程碑式的作品，用魅力的光芒照亮我们探索的道路，让我们看到不容忽略的事实：报告文学是一种行走的文学，好的报告文学是行走出来的，那些让我们心潮激荡的章节背后，是大量的田野调查、实地勘察、现场采访，是报告文学作家的沙里淘金，从而为世人捧出高层次的心灵享受。而这个过程，步步都踏在文学创作的节奏上。

教科书称，典型性是文学和作家的徽章，文学典型通常的解释是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文学形象，是根据生活的真实经过集中、概括、虚构而创造出来的。“虚构”两字使不少学者将作品的纪实性与典型性对立起来，而报告文学典型的原型性，使其艺术创造空间大大缩小。也正因为如此，迫使报告文学作家离生活近些更近些，才情方能得到极致挥洒。作家夏衍是在做了足足两个月的夜工后，笔下才有了震撼人心的“芦柴棒”形象，才有了让人过目难忘的国统区黑暗的典型场景，成就了中国报告文学的开山之作；面对一位深奥的数学家，年过半百的作家徐迟住进中关村，不仅采访到很多了解陈景润的人，还阅读马克思的《数学手稿》《中国古代数学史》，逐句“啃”陈景润的学术论文，千方百计走进科学怪人秘不示人的6平方米的房间，深入到一位数学天才的内心世界，才挖掘到那些任何虚构也编不出来的典型细节。当这些细节跃然纸上时，犹如晨星照亮神秘莫测的太空，使普通读者读懂了科学王国的伟大，读懂了一位痴情科学家的高贵。作家本人称“写了一篇《哥德巴赫猜想》,我似乎已从长久以来的冬蛰中苏醒过来”。还有《胡杨泪》《强国梦》《伐木者，醒来！》……但凡曾在人们心目中激起涟漪，在文学里程碑上留下痕迹的报告文学作品，毫无例外都是作者拣拾起珍珠般的经典细节，巧妙融入作品，在内容细节化、经典化同时，实现了文学化的成果。

由诗歌、散文到新闻，再到报告文学，写作道路上，我深深受益于典型人物典型细节的应用。《永远的圣殿》原本是一个奉命之作，然而我在河南大学写满历史故事的建筑群徜徉，在挂满大师肖像的校史馆内驻足，瞬间感到一般叙述对不起这里的每一片砖瓦，每一个面孔。我一页页翻阅尚未出版的河南大学校史校对稿，捕捉到河南大学学子晨起背诵英语成为“蛙声”美誉的细节，从而采访到时任河南文学馆馆长孙广举的学子生涯；发现当年学生一人做一个小棉垫子，代替自己到图书馆占位子的细节，继而找到文学评论家刘思谦，交谈中女教授的话语与她当时眸子里的亮光一样真挚：“垫子一放，一方天地就归你了。明亮的光线洒在书页上，也照亮了我求真向上向善的年轻的心，只觉得这是人世间最快乐、最惬意的事情，从那时起，我就认为这是值得我终生守护的精神生活方式。”这方亮光也照亮了我的描述我的思路，沿此思考，我在数百里的伏牛山深处，挖掘到更动人的典型人物典型细节：一位老人58年为抗战牺牲在大山中的河大人守墓，老人不识字，但老人知道黄土里躺着的是“学生娃”，是来自远方大学堂里的知识青年，至此，水到渠成用主题做结尾：“有一种景仰，值得终生去守望。”

同样，我在获得杜甫文学奖的报告文学作品《淅川大声》里，采访到一位为移民下跪的党员干部，从一句他是复转军人想象到背后应该有的故事细节，采访结果与我的直觉不谋而合：父亲去世时，下跪的军人正在老山前线枪林弹雨中，每天匍匐几十公里往来运送弹药给养，作为唯一的儿子，他没能为父亲尽孝。后来，他怀着同样的赤诚，跪在移民亲属的坟前，拥抱家乡的土地。这个典型和细节，感动了很多读者。

作为一名党的新闻工作者，我写过很多报道，也曾多次获奖。但《淅川大声》获得的评价格外不同，时常能够听到“读时多次流泪，读后心情久久难以平静”这样的话语。

我想，这就是文学的魅力，它不仅在小说散文戏剧里，也在时代报告里。只有你心中装着大写的人民，才能写出流传久远的报告文学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