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丽：“挂职”颠覆了我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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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挂职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官帽”对于“笔帽”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3月6日晚，著名作家邵丽的新书《挂职笔记》分享会在郑州松社书店举行。就挂职与写作的关系，邵丽与作家张楚畅谈，大河报记者受邀主持了这场分享会。“挂职系列”小说是邵丽的作品谱系中的重要一环，她说，那段经历对她的创作的影响是颠覆性的。

>>挂职对她的创作是“颠覆性的”

这部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集《挂职笔记》，封底的介绍上写着：是邵丽深入基层生活之后的最新创作成果。这句话让不少熟悉邵丽的读者感到好奇，邵丽到汝南县挂职任县委常委、副县长，不是2005年初到2007年底的事情吗？没错，虽然距今已经超过十年，但挂职的影响依然体现在邵丽的写作中，书中收入的小说是近些年陆续发表的作品。

“我的挂职离真正沉下去还是有相当距离的，不过就我个人感受来说，虽然是浅尝辄止，但也受用终身。”用邵丽自己的话说，挂职对她的创作而言是“颠覆性的”。那段时间前后成为邵丽写作风格的分水岭。

其实，当年去汝南时，邵丽正面临着写作转型难题。在2004年创作了《我的生活质量》之后的四五年里，邵丽一直在寻找新的叙述方式，陷入寻求突破自我的焦虑中，那段时间“甚至看到虚构手法的小说会有一种厌恶感”。“终于，生活给我提供了一个极大的契机，让我看到了文学的本质，那就是要面对现实，面对生活。”紧接着，从《人民政府爱人民》《老革命周春江》《挂职笔记》到《刘万福案件》《第四十圈》，打着邵丽新风格烙印的“挂职系列”小说陆续问世。

读过邵丽早期作品的人，会把类似浪漫、唯美这样的字眼贴在上面，然而挂职之后再落笔，邵丽的文字变得踏实了。用非虚构的手法来写小说，加上第一人称叙述，带给读者强烈的真实感，一气呵成。语言平实简单，结构很多也是平铺直叙，但正是因朴素而真实，因真实而动人，邵丽写着得心应手，读者读来酣畅淋漓。

一些作家的小说能挤出水来，而邵丽的作品则密实得浑然一体，有时出版编辑会建议她“密度太大，稀释一点”。外人看来应是长篇的体量，但“急性子”的她仍坚持选择用中篇来表达。邵丽说：“我不是一个技巧型的作家，也不是不注重技巧，而是觉得技巧不能大于作品本身。”当然，有心的读者能从看似简单的文字背后，感受到作者的煞费苦心。

>>听人说和看着人做，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码事

在过去，“挂职”是作家们深入生活的一种重要方式。作家柳青挂职创作出了代表作《创业史》，作家路遥在矿务局挂职创作出《平凡的世界》。河南的著名作家中，李佩甫、张宇等都有过挂职经历。

不过，“挂职”有虚实之分。和一些没有具体分工的“体验型”的作家挂职不同，邵丽的挂职是实实在在的，不仅要开展工作，还要接受考核，开会、接访、下乡村，每天都很忙碌，她会留心把遇到的故事、人物记录在笔记本里。和基层干部同吃同住同工作，邵丽真正融入其中，身临其境地感受着县长、县委书记的工作状态，“听人说和看着人做，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码事”。

挂职时间久了，邵丽发现，基层自有一套独特的话语体系和处事风格，嬉笑怒骂之中，往往包含着真理。“以退为进、难得糊涂、大智若愚、以柔克刚……这些沉淀在几千年中国文化里的东西，是底层社会的运转动力和黏合剂。我们薪火相传的，大多都是这些东西。所以，一个作家要寻根，一定要寻到自己的文化之根。”

作家张楚评价说，邵丽的小说语言既精练又复杂，既冷静又幽默。这种原生态的语言，便受到来自基层群众的智慧和幽默的启发。那时邵丽经常听到很鲜活的语言表达，比如一位老农形容饥饿时说“早上没吃饭，就感觉像心丢了一样”。她说：“中国几千年来，苦难都是靠这种智慧和幽默消解的。”

在邵丽的小说里，不管是官员还是底层小人物，绝非空穴来风。“很多当事人我都见过他们或者他们的亲属。”邵丽说，挂职让她遇到了许多个作品中的人物或者故事，很多朋友至今还经常联系。

邵丽笔下的故事很多发生在同一职业环境下，但她没有按照类型小说的套路来写。“任何职业都不会独立于我们的生活现场。”在邵丽看来，小说只是一种表现形式，真正的内里，还是事物本身的逻辑和它的真实。作家鱼禾的评价颇为贴切，“邵丽写的是人像而不是官像”。

现实中，有作家戴上“官帽”后，最后选择丢掉“笔帽”，转型做官员。邵丽挂职后本可以从政，但她选择了回归写作生活，“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写作的事情，所以当不了官”。

>>带着悲悯和关爱去写笔下的女性人物

邵丽的写作并不完全借助于故事变化和情节冲突，而是冷静地使用有节制的笔触，写出人性中的曲折和波澜。

她写过许多与女性生活有关的小说，展现女性在转型社会中不同的纠结、矛盾和无奈。获得鲁迅文学奖的《明惠的圣诞》讲述了明惠不甘屈辱最终诀别人世的惨烈故事，但这个悲剧里能感受到作者的顾惜、不平和关爱。邵丽说，她是带着一种悲悯、关爱去写笔下的女性人物的。

有读者就现代女性的话题提问，邵丽说，现代女人除了工作，还要担负妻子和母亲的角色，确实很累，但她觉得同时所感受到的关爱和快乐也更多。“如果有下辈子，我还想做一个女人。”邵丽说，“生活中充满了爱。尽管我并不认为人仅仅是为爱而活着，但我觉得没有爱的生活不能算是有意义的生活，至少我不会为没有爱的生活而写作。”

谈及挂职经历和日常生活分别对创作影响所占到的比重，邵丽不假思索地回答：更大部分还是来自日常生活中的积累，因为作家本身就身处生活之中。

邵丽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她喜欢种花、品茶，家里几乎被布置成了“植物园”。同是作家的朋友碎碎每次和邵丽见面，极少听她谈及创作的甘苦，倒是乐于谈及喜欢烧的某道菜，“似乎一放下手中的笔，她都能干净彻底地从文学的世界中跳脱，一头扎进比小说更加汹涌澎湃、活色生香的生活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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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让我有了第二个生命 

我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除了单纯的物质匮乏，我们的精神生活也几乎是白纸一张。当时家里有一本《本草纲目》，都被我们兄妹翻得稀烂，虽然那是一本药书，但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新奇的世界。当时看一本杂志，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甚至想把每一个字都吃到肚子里，那真是饥渴，对知识的饥渴。

我跟着父母生活在一个小县城里，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感觉前途渺茫，没有理想，连梦想、幻想都没有。我从七八岁就开始有很沉重的心事，会一个人走到乡间的公路上眺望。城里有一列区间并不很长的小火车，看着那些身着工装一脸神圣的列车员，我都崇拜得不行，因为觉得他们天天可以去远方，简直太了不起了。于是，火车开去的方向就成了我的梦想，可是仅仅是空想，就像舒婷在一首诗中写的，“咫尺之遥，却失去最后的力量”。

后来我想，虽然我不能到达远方，但是阅读却可以把我送往远方。阅读是打开外部世界的唯一方式，在书中我知道了许多遥远的城市，知道了这个世界有高山，有大海，有我想都想不出的奇珍异果，而且，我还知道了很多人的很多故事。每当我沉思默想的时候，那些故事都会在我脑海里鲜活地重演。

如果写作真讲什么天赋的话，我觉得这就是我的天赋。沉思默想开始是迫不得已，到后来就成了习惯，再后来，就成了我的生活方式。我甚至不期待离开，不想到远方去，想象比真实的生活更能让我满足。

因为偏科，高中毕业我只考上了一所财会专科学校，数学拉了不少分。即使到了学校，我仍然是没有方向感。我的极度情感匮乏被父母诊断为不学好，甚至是心理不正常。当时确实是病态地生活，病态地阅读，林黛玉成为我的人生模板，渴望一个浪漫的、不被尘世污染的宝二爷。

我高中毕业开始发表小文章，也偷偷写小说。那个年龄崇拜文字，对所有能写文章的人都看得神圣，因此觉得自己写小说是一件侵犯圣灵的事情。我们那个年代，天高地远，野草一般疯长，长成什么样，开什么花结什么果，是浑然天成的。比如我长成一个小说家，我哥哥先我成为一个诗人，与我们的父母是没有任何关系的。现在回想起来，自由散漫的青春年少，虽然很匮乏，但毕竟是由着自己成长，还是蛮幸福的。

后来我又在父母的逼迫下考上了河南财经学院，一方面学习专业，一方面还是如饥似渴地阅读文学作品。毕业后到机关当公务员，总觉得什么事情在等着我。其实对于写作我没有放弃，从十七八岁开始写作，到三十多岁进入专业作家队伍，虽然这中间看起来中断了十多年，但哪一种人生经历都不是虚度。我在机关公务员岗位上读了很多书，也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这都为后来的专业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不曾放弃、始终坚持自己的梦想，未必都能成功，写了一辈子而寂寂无名的人也有不少。但是没梦想，或者不坚持自己的梦想，怎么都不会成功。看起来这是陈词滥调，但却是我真实的人生。可以说，文学让我有了第二个生命。（注：根据现场分享整理，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