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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原商业文化的历史图景——读李佩甫长篇小说《河洛图》

来源:河南日报 来源作者:赵立功 编辑人:李 燕 发布时间:2020-03-06 17:25:07

《河洛图》,李佩甫著,河南文艺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

农历新年以来,整个中国社会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除专业医护人员的一线忘我外,普通人能做的,就是待在家里,尽量减少外出。突如其来的时间,如何利用?读书成为最有价值的选择之一。年后,我读河南文艺出版社年前出版的李佩甫先生的长篇小说《河洛图》,于抗“疫”的宅居中感觉到了一份充实。

说充实,是因为这部书包含的文学价值、历史价值、地域文化价值以及给予人们的现实和商业文化思考十分丰富。作为一部长达43万字的体量庞大的小说,《河洛图》为人们讲述了位于河洛文化中心地带的巩义历史上康百万家族的发家史,可以说是以小说的形式补充了一个人人皆知而人人都不详知的河洛康家的故事。

明清时期在中国民间社会形成的三大财神,巩义康百万是其中最被现有历史遗存(巩义康百万庄园)坐实的一个,但同时又是历史记载和传说十分单薄的一个,人们熟知的无非就是河洛康家在晚清斥巨资家财迎驾西狩返归京城的慈禧太后,受到嘉奖,再有就是康家利用黄河水路承办官私商运发家致富的粗略背景。可具体的历史细节是怎么回事,经历了什么样的人事商事,历史记载资料不详,仅康家现存的一副“留余”家训牌匾,给人留下巨大的想象空间。

李佩甫先生的《河洛图》,正是以小说填补这一空间所做的一次文学努力,这一文学努力具有以稗史补足正史的意义。小说中,作者把商业康家的前身设定为在朝为官、为民请命的河务侍郎,其祖、父两代官员或“以身填河”以治河患,或撞柱朝廷以抗不公,都以悲剧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也开启了家族在对朝廷政治深深失望后由官而商的转型。这一转型具有复杂的历史隐喻意义,与明朝中后期江南工商业资本主义的萌芽是基于生产力发展的原因不同,《河洛图》中置身于经济长期相对落后的中原文化环境中的河洛康家,其商业文化的起步却是建立在对朝廷政治所代表的学而优则仕、且已发展到腐朽阶段的封建儒官文化否定的基础上的。这是小说家对历史做出的另一种解答。

接下来,小说通过康家寡居的孙媳妇周亭兰半生含辛茹苦,经营康家,并笼络社会力量,培养儿子康悔文长大成人,走南闯北,终于缔造了河洛康家商业版图的故事,为读者呈现了一部波澜壮阔的家族商业成长史。

应该说,这还仅仅是一部河洛康家商业的前史,因为小说仅呈现了康家前两代由儒转商,从民间起步,一路走上财富顶端的过程,而康家其后延续十代人的繁荣史,是一个怎样的过程,仍是一部有待续写的历史和文学大书。但就在这43万字的前史中,清朝中叶中原一带以黄河为主线,地跨豫、鲁、陕、苏等省的河务治理、社会经济、官私商运、民间借贷以及风土人情等等,都以作者将史料与传奇有机结合的小说书写相当程度地呈现了出来,既给人文学的审美,又给人历史的认知。

文学的审美是表现在对一个个人物的塑造上的,儒家文化的代表、康家太爷康秀才,封建家族文化的代表、康家孙媳妇周亭兰,家族商业文化的代表、河洛康家的第一代掌门人康悔文,阴鸷的官场政治文化代表、掌管臬司(刑狱)衙门的内务府密探宋海平,基层小吏、河洛仓的记账先生仓爷,民间武师马从龙,船老大“泡爷”,土匪断指乔,豫剧艺人一品红,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官场和民间人物,构成了丰富而立体的社会阶层,小说以曲折而自洽的情节,把他们结构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清代中叶的中原河洛社会。而人物的塑造各有千秋,用力不一,或得或失,不是一篇短文能容纳得了的。

《河洛图》与李佩甫先生以往小说的一大不同是,其以往的长篇小说,在对中原文化土壤和精神生态深研的内核外,故事表层大都致力于对中原城市和乡村二元社会的描述,表现现实政治和权力在城乡二元空间的流通。而在《河洛图》中,作者却把笔触伸进了历史,书写的是财富的流通。文章合为时而著,作者的这一内容转场无论主观如何,客观上深深契合了当下中原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一则,在以商贸运输为先导开拓中原经济版图,促进中原社会经济发展的当下,河南亟须建构本土商业文化历史,为当下提供商业文化的根基和自信;二则,也需从中原的商业文化史中挖掘积极的思想营养和价值理念,用以为今天的商贸实践做参考。《河洛图》中康家的商业固然起自对儒官文化的否定,但其赖以成功的商业理念却是以儒家文化的仁义理智信为基座的。尤其是被康家作为家训的“留余”二字,深层次地契合着儒家文化的中庸理念,在小说中康家的商业实践中,几次大的关口,都不把处于囧境的对方逼向死地,而总是在最后时刻,以给双方“留余”求得一种合作共赢,从而一步步地化危为机,扩大并最终建成了自己的商业版图——何其精彩的河洛智慧、中原智慧、中国智慧!而小说中唯一一次把事做绝,是康家掌门康悔文与官吏宋海平在开封“抬”戏,把对手一直逼到了死地,由此招致的对手嫉恨,却给上升时期的康家招来了毁财亡人的灭顶之灾,成为小说后三分之一情节驱动的大关节。这恰从反面证明了“留余”理念的合理。

《河洛图》是李佩甫先生在十余年前创作电视连续剧《河洛康家》的基础上,历经长期思维沉淀,另起炉灶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因为是长篇小说,具有巨量的文化容纳优势,作者在小说中融进了河洛一带丰富的民俗、美食、戏曲及中国的风水堪舆等传统文化元素,也糅进了传奇和民间文学的很多笔法,结构上更创设了一种以当代“异人”(风水师陈麦子)回望历史的方式,调度着小说的叙事场景和节奏,并时时产生一种“间离”效果,给小说增添了神性,拉深着小说的纵向历史时空。

《河洛图》给人的文学启示和文化想象是丰富的,而更有价值的还是作者在小说中对以河洛康家为代表的历史上中原商业文化理念的发掘和阐释。小说首尾两次写到了黄河决口的灾难,一次天灾,一次人祸,分别为家族叙事的驱动和结穴,作者借此也让读者看到了封建时代业已落后的儒官文化对民间商业经济的阻滞和戕害。前不久,佩甫先生接受媒体专访,谈到中原人自古就有灾难思维。这应是他基于对中原文化长期观察和研究而首提的一个说法。而“灾难思维”,细究起来,难道不也是“留余”理念的深层支撑吗?凡事留有余地,以防不测(无论天灾还是人祸);未雨绸缪,反映的是对不测的一种机警先行。这些都是需要人们展开理解,发散运用的。就在这次的新冠肺炎抗“疫”行动中,河南很早做出的有力有效应对,成为全国无数网友眼中的“硬核”;2月16日从郑州开出的节后全国最早一班中欧班列,使疫情中经济恢复运行的号角早早在中原吹响。凡此种种,联想到《河洛图》中河洛康家稳健积极、凡事有预的行商理念,难道不是一种历史上长期隐而不彰的中原商业文化理念在新的经济历史时段的接续和力行吗?

从这一角度看,李佩甫先生的这部《河洛图》,于当下河南商业经济文化的构建,力有深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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