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谷鸟嘹亮放歌的麦收季节，我在郑州北大街清真寺屋脊上发现了那只布谷鸟，它先是在寺内的石碑上端歇息，然后轻盈翻飞到清真寺屋脊上再也不肯走了。直到阿訇唤礼拜之前它还在那儿，像寺门屋脊上一尊脊兽。
事后思忖，那只漂亮的头翘着翎的鸟，可能并不意味什么，只是它栖息时间比我预计的长了一些，让人觉得惊奇而已。
一段日子，我几乎隔三差五把自己“浸泡”于寺里，作为一个汉民体验着另一个民族回族的精神生活。他们有着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信仰，这一切在我举意（伊斯兰教中用于宗教事物的决意）笔墨古老的郑州北大街清真寺前，阿訇袁乃江已经给我授意过了，只要你愿意“接近”真主，尊重他们的“伊玛尼”（信仰），你就可以与他们亲近。
仰赖袁阿訇的引路，我走看了北大寺各个角落，结识了教长谢克选、年轻阿訇马建功，开始了与阿訇、乡佬 经常礼拜的人纳凉闲聊般的口传笔录。
当太阳偏西，与人眼平视时，回民老辈人知道该是哺礼时间了。我目睹过一次教民的礼拜，一声铃响，所有的教民都进了二道院，肃立于拜殿前，阿訇领先，尔后依次进入大殿，我站在掖门外不肯前走一步，生怕搅其静，隐约可见他们匍匐着身体，伊斯兰这种面西礼拜的场景，此前我在电视里领略过。
约摸七八分钟的光景，哺礼结束。寺门打开，此时已挨到晚饭点，一些人陆续走了。８８岁的巴士华不走，他要等到太阳落山后 ５０分钟内再做一次昏礼才回家。
巴老拄着拐杖，他已经到了拄拐的年岁了，他家住在管城区营门街，那条老街是旧时管治安的捕头驻扎的地方，巴士华不是营门街老户，他祖辈老宅在西大街，几年前东西大街改造，举家才搬迁到营门街。
从营门街到北大寺，乡佬巴士华要走 ２０分钟，从晌礼前赶到寺里直到昏礼后回家，他每天几乎要在寺里待上七八个小时，天色黑透，当老人拄着拐杖一步步挨到家时，已是深夜了。晚饭是家人预留好的，饭后“生物钟”已唤老人必须歇息了。依照穆斯林晨礼时间，该在太阳未东出之前的５０分钟，巴老一定还在床上。我记得他说过：“年龄大，身体不咋的，拜功做不全啦。”
在北大寺，当年轻的阿訇马建功引领我站到一个白髯老者面前时，马阿訇笑语：“他可是前清老秀才，问他，就都知道了。”老者精神矍铄地一边挥右手，一边朗朗地作解：“花椒我，徒有年岁，虚度了！”
虚度了！虚度什么了？在随后的几天里，我发现和乡佬巴士华交流，让我深味、咀嚼不已。他的语境，还是老的，听起来十分特别。最初的一面，我拘谨而恭敬地唤他阿訇，因为，我知道阿訇是汉人理解的老师意思，他不许，非执意叫“乡佬”就成了。巴老的确不是阿訇，人都老了，才往清真寺里礼拜。迄今我也无法确切地注解“乡佬”的语境，它属于前世，属于礼拜的人，只有那个时代过来的人能够领会。
一连数日，我就这么一晌又一晌跟这位回民乡佬坐在树阴下，望月楼旁，一搭没一搭闲扯，间或三五个穆民也来凑话儿，讨个兴趣。礼拜时，人都去了，独我守着一时空寂，耐着一时的无聊。我甚至想，如此这般憋上一年半载，不定也去大殿礼拜了。
一句问话，一直憋了许久（也就三四天吧）才谨慎问乡佬：“你怎么说自己虚度呢？”他没有直面我的疑惑，拄拐起身引领我到望月楼北侧的掖门，指看掖门匾书“理谈三世”四个字，遂折身落座，那匾书是光绪十三年青砖铭刻烧制完成的。
穆斯林信“三世”，人没生下来时，是前世；现在活着，是今世；人之死亡，为后世。我追问：“那么理是什么？”乡佬巴士华侃侃道来：
“老子、孔子讲的道就是理，理就是性，性代表命。人的前世都是清洁的，生下来以后，就不清洁了，为啥不清洁啦？原因在啥？吃喝贪耍，大小男女，都有一个‘贪’字。看吃的喝的怪美，就贪，这个‘贪’字厉害呀！人这一贪便不清洁了，就‘欲’了。
“人有欲，就干坏事。贪吃喝贪钱财贪享受，贪不到手，想孬点。所以要‘修’，咋修法呢？修性修道，清心寡欲。‘克己复礼’地舍掉欲。回民的拜功即是修，有恻隐之心、助人为乐、扶贫施舍，就修成了。
“人一旦没了欲，社会上的啥事都不想了，不贪了，就静啦。我虚度了，没有赶到好时候，好时候都让先人占了。”
我几乎是一字不漏、一句不改地忠实记录着乡佬巴士华的亲传口授。那一刻，我彻底相信老人的彻悟。自己分明记得，他说，镜子愈擦愈明，人也可“复明”的；他说，修炼好，你的灵性就会见到真主。
我没继续等候老人的下一场礼拜，走出清真寺，蓦然回首时，天幕降黑，一扇红漆的大门，仿佛隔着两个世界。
昏礼之后抑或宵礼之后，一个回民老人拄着单拐，大门“呀”地关上，他朝右拐，那是北斗星高悬的方向，老人先得过了清真寺街，街的西边是北大寺女寺，女寺的“年龄”长了老人三岁，回回的寺在郑州是分男女的，别忽视了这条窄窄的回民聚居小路，郑州志记录的明朝“回回巷”，满清兵甲驻扎的里营街、外营街之一的里营街，都在这条路面上来回地彼去此来。
上了商城路再右走，一箭之远便是当今的郑州管城区委大院，明清时的州衙门，衙门高高的公堂之上，在老人的记忆里那是满汉人的坐拥，回民的科举仕途似乎被清朝抑着，他始终烙印着回回都贫穷的自叹意识。也许，他不像我那样，为笔墨行文的需要走一程以构思，拐一道弯以冥想，巴士华给我讲过，每天礼拜回家，他都轻松愉快。
到营门街回家的路还须过西大街吗？也许可能，这要看老人的意愿。这条街他爷爷奶奶的爷爷奶奶都生息于斯，因生计而无奈放弃了在书院街学堂的生涯以后，他做些小生意，民国时管城区的回民多数是半农半商，他们习惯于往南大街兜售鲜果蔬菜抑或摆个熟食摊钉鞋修旧什么的，巴乡佬说，南大街是汉人、绅士聚居的地方，他们有钱。
８８岁的巴士华对我来说，好似是一部历史，追忆已逝的岁月并记录它，远比读史读经书读稗官笔记来得畅快舒坦，一个世纪老人单一地从家到寺里，再从寺回到家里，他日复一日地，“两点一线”轨迹着自己的行程，他虔诚地遵循着《古兰经》圣训：“你们当量力地敬畏真主，你们当听从他的教训和命令，你们当施舍，那是有益于你们自己的。能戒除自身的贪吝者，确是成功的。”在我读到《古兰经》第６４章１６节时，好似得到暗示，它是对一个回民老人的启示吗？我只是这样猜度，不敢肯定。一个人老了老了，才去寺里，他自责的“虚度”，难道是迟来的礼拜吗？
他能入乐园，而永居其中吗？因为他相信真主，而且行善。我无法进入他们的精神世界，别逼着做结论。
巴士华是个能够用文言泼墨今世的乡佬，他无字地悟道，我以一个晚辈认识他，他恍若一位历史老人，久久长长地与逝去的年月相伴不离，他见证了郑州开元寺塔的坍塌，见证了唐武德四年（６２１年）修筑的管城城垣在民国时的消迹灭踪，见证了回民生息于斯的喜怒哀乐，他唯一不清晰的是，史书记载的始建于明代的郑州最古老的北大街清真寺，真是建于明代吗？
当微风拂过，郑州北大街清真寺屋檐下的众多风铃，此起彼伏地荡漾出空灵悦耳的声响，金小成在自家的院内能够听得分明，他说，那铃声仿佛由远及近回旋耳际。那已是旧时的追忆了，１９８４年整修寺大门屋脊之后，那铃声就好像哑了（一说现在工艺太粗糙，给弄哑的）。没指望乡佬金小成会比巴士华老人更能讲清楚北大寺，可我还得仰仗他的话语，毕竟，半个多世纪以来他的家一直住在寺的南侧门外，门对门，距离不过五六步。
７５年前，回民金小成一家从开封朱仙镇逃荒来到郑州。那年金小成刚满周岁。在代书胡同暂居，一场大雨后梁斜墙塌，一家子又在黄殿坑小住一段，最后才在北大寺回民聚居地安顿下来。
金小成能够描绘的是半个多世纪前的北大寺以及附近的场景：
寺的北面，有两个大水坑，再往北去就是北关了（今东里路附近）。北大寺已经挨到老郑州城边上了，寺墙外都是庄稼地，这可是当年城内唯一的清真寺。影壁后是轿房（置放轿子），当年，一些外乡讨饭的常在影壁下栖身过夜。
金家的房子应在寺大门与影壁间，假如不是寺里阿訇的施善，金家以及后来迁居的回族家庭后辈无缘久居于此。现在金家的房子已是两层五间红砖民房。
金小成和巴士华都是到了年岁大时开始经常到寺里礼拜。老金说起这一茬，倒也直白：“以前工作忙，没时间来，现在老了没事，在寺里磨性子呗，自打礼拜后，身体也好啦！”
关于清真寺，他没有太多完整的故事。乡佬金小成似乎不肯顺着我的意思走，他更愿谈早年自己在郑州交通搬运二站拉人力车的那份感觉：“１９５４年，我去二站干活，当年光二站就有６个队２０００号人，那个时候没有汽车，俺就是汽车，一个大平板车能拉好几吨的物资，２０多个人喊着号子，说抬哪个脚，都抬哪个，齐刷刷的……”
金家迁入郑州的叙述，再一次印证回民落户郑州的历史，似乎是零星的，官方没有组织过像样规模的回民迁徙，在我与北大寺阿訇、乡佬交流中，我听到类似的关于从开封、济源、沁阳等地回民举家、孤身迁入郑州的家史，缭绕耳际。
北下街清真寺年轻的教长哈吉·买红星阿訇告知，民国时相当多由各地逃荒而来郑州的回民就住在这儿（指北下街附近），城里不让进，他们就在城边搭建窝棚，等到城市扩建了，他们就地聚集久居，北下街回民来自外地，北大街的回民多是郑州本土的。
据《管城回族志》记载，１９４２年，因避日寇，北大街回民约数百人外迁，街区回民人口锐减仅余１４６户９２４人。清朝至民国的三四百年间，城内城外回民是流动的，如清乾隆四十年，东大街沙姓回民迁往路寨（今柳林乡）定居。直到解放初期，老城内回族人口不足７０００人，约占郑州回族总人口的３８％。
和金家单纯意义迫于生计而迁入郑州不同的是阿訇，他们的流动除了生存必需外，更浓重的色彩是传播伊斯兰教义。阿訇是回族中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深谙《古兰经》、《教法》、《圣训》，阿訇只是一个尊者，在中国没有官衔的指意，但他们在回民社区具有影响力。有据可查，从１９１６年到现在，北大寺历任２６位教长。现任教长谢克选，三代阿訇世家。
１９５３年，他随父亲（谢锡三）从开封东大寺来到北大寺，结束谢家三代颠沛流离传经布道的坎坷。面见阿訇谢克选时，因为过度拘谨，我的问话一定是不着边际，他始终不多言，却很专注地听其他阿訇与记者交流，事后在我整理笔记时，发现能够展开笔墨记述阿訇谢克选的素材匮乏，笔录中只涉及他的家世，又相当笼统：
“从我父亲当阿訇，机遇就不好。民国十八年，父亲接爷爷（谢文光）的班当阿訇，恰遇灾荒年，学生都散了。父亲与二叔谢锡礼去了武陟县王里庄带学生。小日本来了，为躲避鬼子，家人遂往平顶山的鲁山，那时国民党地方政府也都跑到鲁山，不久，小日本跟着过来，学生又都跑散了。
“没办法，父亲回到周口老家。日本人投降后，全家到南阳黄石坡，父亲做了那里清真寺第一任阿訇，１９４９年去开封东大寺当教长，３年后来到郑州北大寺。１９５８年，宗教改革运动，阿訇成了批判对象，寺里学生解散，是城里的学生参加工作，阿訇回家，或安排工作。我被分配到红旗公社管城分社做会计。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重返清真寺……”
谢家的经历，让我疏忽了细节、故事，缺失了这些内容的文字，读起来一定像个人档案里的履历表。《管城回族志》中关于谢家的记述，官方色彩浓厚，几近业绩的排列。我曾试图二次采访谢教长，以弥补“笼统”的缺憾，随后罢了这个念头。后来令我反复咀嚼，深味不已的恰恰是那天谢克选老人简述的家史，那一句“我家机遇不好”的喟叹，谢家三代阿訇在漫漫的百年里，坎坷“讲经”履历一定是和着时代的脉搏。
上世纪初，谢家先辈们怀掖着一部《古兰经》，踏上了一次路途遥远的跋涉，这一走就是一个世纪三代人的心传神授，他们的目的单一，传播伊斯兰教义，向更多的学生讲授阿拉伯文和波斯语，阐述先知穆罕默德教义。《管城回族志》记述１９８９年至１９９５年谢克选在郑州北大寺任阿訇期间，一共培育出７２位阿訇。谢家父子两代在北大寺的“掌门”，可能被穆民视为是谢家的“前定”（穆斯林宗教用语）。
在北大寺，我往往被一个阿訇或乡佬推荐给另一个阿訇或乡佬，好像听完了一个故事接着听下一个，我试图接近他们心灵世界，我最终发现彼此还是隔着一道无形的门，你迈不过那个门槛，就无法彻悟、融入他们的心灵世界。看《古兰经》读出更多的是文学的快感，读张承志的《心灵史》满纸竟是恻隐泪，无从理解西海固的哲合忍耶那种为宗教赴死的执著，只有说不出的滋味。
信教，我一直在琢磨它的内涵、指意。汉人也有许愿上香，也有寺观庙堂和诸神的膜拜。可你还是不得不赞叹中国８００万回民那独特固守的信仰。公元６２２年，中国的唐武德五年，穆罕默德麦加城传教，被城中人驱赶出走麦地那。后来在那里建教成功，并建立了一支军队，凭着宗教政治和军事力量，回过头来攻克麦加，统一了阿拉伯。回教历法便以穆罕默德出走麦地那那一年，为回历纪元元年。穆罕默德的门徒仰仗着一部《古兰经》的启示，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国家，以无比的宗教热诚和军事力量，征服并建立了横跨亚欧非的伊斯兰世界，其东扩势力一直延伸到印度和中国边界，那一年正是大唐帝国贞观三年。
中国人称西域新兴的帝国为大食。
大唐与大食两个毗邻的庞大帝国，不可回避地要发生足以影响后世的政治、宗教、文化方面的碰撞。伊斯兰教大约在唐太宗与高宗之际，传入古老的中国。１３００多年后的今天，那部《古兰经》不仅在清真寺里被虔诚的阿訇领诵，也在不少汉人书架里珍存。
一连数天，我在北大寺大槐树下，纳凉闲聊。年轻的阿訇马建功，时常把自己反锁于南厢房里，用阿拉伯文大声地吟诵《古兰经》章节……
阿訇马建功礼拜时，白帽、长袍，他白皙、修长，十足的美男；他脱掉长袍、白帽，一副都市青年的帅气，他告诉我，那被我夸奖的Ｔ恤衫是他的妻子给买的。
他在北大寺已经５年了，是谢教长的徒弟，关于寺里知识，几乎都是来自他的亲授。一天，我还是忍不住地探问：“你是专职的吗？”“是，我不做其他。”这个结论能解释什么？我也弄不明白自己究竟想要的是哪一种结论。
在老阿訇、乡佬的眼里，阿訇马建功是寺里的娃娃，他说，受姥姥影响，从小就好往北大寺里跑。他选择了追随真主安拉，先知穆罕默德的人生路……
北大寺北院的老槐树老干龙钟，枝叶却青春异常。假若正如寺里的阿訇所言，它已活了５００年，我推算了一下，这老槐树的幼苗期，当在明孝宗弘治年间。这是明朝中叶一段小康之世，史称“朝序清宁，民物康阜”。那个时代西域也有了变数，奥斯曼土耳其灭亡了东罗马帝国，占领了小亚细亚与巴尔干半岛，遂建立了横跨欧亚两洲的大帝国，元朝盛世东西交通之畅，似有所隔绝，明朝沿边设防。弘治年间，对于西域的经略重在哈密，明朝以为若有效控制哈密，必须重视哈密地方民族——回回（元代称回民为回回）、维吾尔、哈刺灰三族问题，故立回回人写亦虎仙为都督之一，以确保西域通商和军事的利益。
寺里的人说，清朝时，新疆哈密王曾经到过北大寺。还说，左宗棠、白崇禧也来过，唯有白崇禧的到来能够被寺里人肯定，阿訇王光慈说“文化大革命”时，他见过白崇禧与寺人合影的照片，乡佬金小成说“他来，我都亲眼见了。”历史就是这样，很容易遗忘，也很容易记起，只要有笔录、有物证或人证。
明中叶往前，郑州的地方文献里没有关于回民、清真寺的记载，直到公元１５５２年（明嘉靖三十一年）那一年，第一部《郑州志》成书。关于回民的文字只有寥寥几笔：州城内有“回回巷”，是“回回群处”的地方。这竟是记述郑州回族历史最早的地方文献？
《郑州志》成书那年，寺北院的槐树已经可以为先人们遮阳避暑了，它是那个时代迄今还“活着的历史见证者”，倘若老槐树有灵，它至少依稀记得往事，免除后人无谓的猜度。
可它不言不语。因此，关于郑州最早的清真寺——北大寺，始建于何朝何时的确切年代，给后人留下种种猜测，一般见诸文字的说法是北大寺始建于明代中叶以前，此说框定年限至少泛泛了１５０年。
一些阿訇、乡佬似乎更相信北大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元代，理由相当简单：寺门的抱鼓石是元代的风格。有人提出质疑，那抱鼓石也许来自元代某建筑的遗物，后被人“旧物再利用”亦未可知。
郑州伊斯兰教协会的主任买士馨说，志书里没有这方面的记载，所以不好说清楚。依情理，郑州清真寺历史不该早于开封的东大寺，东大寺有据可查的初建为明太祖洪武年间（公元１３６８年至１３９８年）。北大寺比较可信的始建，当在明代。
至今寺里还保存两尊明朝宣德铜香炉，此炉可否视作物证确定寺的始建年代也有存疑。不过，历史恰恰在宣宗宣德五年（宣宗帝在位公元１４２６年至１４３５年），郑和第七次奉命下西洋，随行兵员２７５００名，分乘６０余艘大船，扬帆渡海，航行最远处到达非洲海岸。其目的竟单纯到“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郑和出使西洋，实在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壮举，以后明朝出使海外者，都要称颂郑和之名，以慑服外邦。其情形很像汉朝出使西域的人，必称颂张骞一般。那两尊铜香炉至少“阅历”了大明帝国的繁盛，“见证”了一个回民郑和（祖先原籍西域，元初移居云南，父祖两代均是回教徒）的卓绝功名。
宣德年间的铜香炉阅历了，可它只能缄默。幸亏北大寺回民不为核实历史而苦恼。他们只是把它当做先人的遗物，深锁寺内，不肯示人。
北大寺望月楼前，６个石碑分立左右，都是清朝时的，较早的碑文为乾隆二十六年。碑文所记多为重修建筑的来历和捐资人的功德姓名，无涉清真寺历史沿革。想必，先前是有碑文的，早年毁掉了？
我突然发现考证历史是给自己找堵。其实，我是想佐证一个城市清真寺始建的年代，由此进一步引证郑州早期回民迁居史，我知道，近代的郑州回民十之四五来自汴梁，“土著”（即早期定居郑州的回民）的十之二三，其他则是邻县来的。我知道，汴梁回民在这个城市多操商业与小贩，其他大概务农间或贩卖米谷、蔬菜。我还知道，郑州回民尚勇热血，武进士沙春元（郑鞯恶州人），１８５８年５月２０日，身为固守天津大沽口营副将，亲燃巨炮击沉英舰两艘，后炮台失陷，以身殉国。死后入祀昭总祠，赐云骑尉职。回族革命党人金承绪，醉心共和，１９１３年策应“二次革命”郑州举事，事败就义……
我明白，那些百年之内涉及郑州回民零星的资讯，能够讨教出来，再往前叙说，向谁追问？
假如北大寺始建于明代中叶以前或者属于更早的年代，那回回的社区应该先于清真寺的建立。那么最初的回民从何而来？那些散居河南各地的回回先前又是从哪里来？
民国五年（１９２６年）成书的《郑县志》除续录旧志之外，添加了“清真寺在州治东北”。如此记述也只是核定了今天北大寺区位，州治所在也即如今管城区区委。民国十二年，河南通志局《郑县采稿》称：“郑之回教，来于唐时。”地方志书不仅惜字如金，还笼统得让后人无从详知细节，甚至无法判定它的真伪。
关于回民何时居留郑州，买士馨以为不该在唐时，说元代还比较可信。他说，唐朝阿拉伯人来中国的，是些商人、贡使，都是上层人物。他们由海路登广州、泉州口岸，到两京，那个时候郑州不大可能是他们的心仪之地。
元代情形不同了，随着蒙古人的三次西征，或自愿或被迫，大批的普通兵士、工匠来到中国，他们居留下来，和当地人婚嫁，在中国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故民间有此一说，“元朝回回遍天下”。
乡佬巴士华说，回纥助唐灭史朝义，夺两京（长安、洛阳）东追溃兵至开封，路经郑州，一部分兵士就留下了。
买士馨以为，回纥兵呼啸而来，呼啸而去，当不会是郑州早期的回回移民。
这些来自民间的历史观不是杜撰和传说，是零星史料的个体解读，但史书关于中国回民的记述是概略性的，无从奢望在涉及中国回族章节里，寻觅到与郑州相关的文字。
郑州民间说法，是不悖史论下的推测。它可能千真万确，但是没有文字和物证，只能属于推测。这也是我意图引证北大寺始建的初衷。
我放弃纠缠，决意跟随巴士华、买士馨的思路，迎着大漠南北回纥人纵马一跃、挥闪着弯刀的铁蹄急速南下，迎着阿拉伯商队沉甸甸的奇货珍宝由南中国海登陆北上……
我一直错以为，仆固怀恩号令回纥兵南下助唐灭史朝义，是由西域滚滚杀将而来的，错！唐玄宗时回纥崛起大漠西北，尽占古匈奴之地。到了八世纪初，乃为黠嘎斯所迫，弃漠南北而居河西及天山南麓以至于今。此族丁令（亦作铁勒）后裔一支，西人称突厥，中国人则通称回。回纥游牧民族，强悍而富于流动，历史上曾臣服唐朝和大食。元朝，入居中国者不少。
安史之乱，唐兵的确打累了，毋庸讳言唐兵之所以能讨平安史之乱，得力于回纥的“拉一把”，而那一场刀光见血的厮杀决定一个王朝的命运。战役的地点就在河南，其血迹洒溅的黄土路正是今天河南人极力倡导的“三点一线”旅游线路。宝应元年十月，仆固怀恩与唐兵合力击破史朝义十万之众于洛西昭觉寺，收复了东京（洛阳），乘胜克复了郑州，汴州（开封），史朝义自濮州渡河北逃。
乡佬巴士华所言回回唐代移民郑州，正是基于这一战役的铺垫。目击所限的史料，没有铁证，就不可轻言，至少在文字记述上不可妄言。我只知道，作为回报，洛阳之地的玉帛、女子，被回纥尽数掠去。
再来把目光注视到唐时广州港、宋元时的泉州港。起初，我还是笨拙地想当然地以为，阿拉伯人过新疆甘肃的河西走廊东来。可事实上他们早期的入华方式，是由海路，从地中海、波斯湾，沿印度次大陆和南洋复杂的水道，贴着越南海岸北上，渐渐靠近广州港，唐代的广州是阿拉伯人在华最初的聚居地。北宋的泉州港和南宋的杭州，接替了广州港，成了穆斯林来华新的落脚处，后来，他们又辗转到扬州，顺着大运河北上，足迹遍布北中国。
再来说元朝，这是一个牛气冲天的帝国，蒙古人在南宋时迅速崛起，它最先展露威武之地不是南下灭金灭宋，而是铁马滚滚西征一个回教大国——花剌子模，顺道蹂躏俄罗斯南部。
这一改变世界史的西征，竟起因于花剌子模讹答剌城守将亦纳勒术疑把一支维吾尔商队当了蒙古人的奸细误杀，成吉思汗一怒血溅西域诸国。１２５８年，旭烈兀携祖父成吉思汗的余威，第三次横行于两河流域，屠杀了包括末代哈里发在内的巴格达数十万居民。
可是，蒙古人和后来的奥斯曼人、波斯人、英国人一样均没能永久占领这片土地。那场战争本身的杀戮，该被诅咒过的已经被诅咒了，它属于我们后来者无力改变的历史，但那场举世罕见的由蒙古人组织的２０万金戈铁马般的军队，深深地改变了中国。
蒙古人有两个特别的喜好，一是把俘虏作奴婢赏赐将士，另一个是喜欢工匠。打西域时，他们招募１０００名汉人工匠，制造火器随军征伐，又从西域驱使工匠到中国，元代的工匠地位之尊甚至高于读书人。
蒙古人没有想到他们会一下子统治那么大的疆域，那么多的民族，索性把绞缠不清的民族，划为四等，一等自个独占，二等色目人（西域各族），三等汉人（包括女真、契丹、渤海、高丽等），四等南人（南宋汉人）。
色目人，尤其回回被器重，地方官吏有回回担任。他们散居各地，与当地人婚姻。
“远瞩西域”的匾书，悬挂在望月楼后檐，正对拜殿。阿訇、乡佬坐在大殿卷棚下，抬眼一望便可心领神会了。唐代的中国是自由、多元的国域，于是穆罕默德发出了号召：“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前往求之。”
在北大寺阿訇马建功给我讲述了天方人士默穆都哈的故事。默穆都哈在郑州回民世界里被尊称为筛海（圣贤）。
默穆都哈初来郑州时，没人知道他是谁，只知道他来自西域。他白天沿街要饭，夜晚回到寺里浴房睡觉。此人不久卧病寺内，临终请求阿訇把他的手杖和他一起埋葬。寺里的阿訇依其意，但当抬其到墓地时，“默提”（亡人遗体）不见，唯余手杖。大家以为不凡，便修了巴巴墓。
志书如此记录：
默穆都哈明万历年间来到郑州北大寺布教，教化穆斯林得总信之士者多矣。初至郑寺，告众曰：“默穆都哈，如疾不愈，希诸穆民殡焉。”七月七日那天归真，其体大发异香，众豁然知为“筛海”。
筛海默穆都哈为何来华，他是穆圣派遣的门下还是自愿东来的布道者？民间关于他的种种话语，相当神奇，以至于让我辨别不出他属于传说，还是真事。
巧合的是，中国穆斯林社会传诵“四大贤人进唐朝”的故事，从西北的甘肃、山西到云南及沿海的广州、泉州，到处可以听到不同版本的讲述。
穆圣派往中国的四大贤人，大贤到了广州，二贤去了扬州，三贤四贤则住在泉州。迄今，这三处都留下“一寺一墓”相对应的古迹，泉州的圣友寺和圣贤墓，广州的光塔寺和苏哈白墓，扬州的情形如是，与仙鹤寺相伴的是普哈丁墓。
如此情景，在其他回民聚居地方也能找到墓寺各一的格局，像一种约定，在如此广阔的疆域里，存在着类似的巧合，难道仅仅是天造人设吗？
穆圣时代以致往后几个世纪，陆续都有西域高人入华传教，他们或穆圣亲派或响应那句著名的语录“学问虽远在中国”，可是据说这一切都缺乏史料的旁证，解说伊斯兰教入华的历史也变得扑朔迷离。广州的光塔寺相传是中国第一清真寺，经过历代的改建重修，它已经衍变成标准的中国式建筑，似乎只有近代的清真寺建筑才刻意营造成阿拉伯式，或许最早的清真寺是异域风骨的，泉州的圣友寺是西域化的，因为它主要的建筑材料是石头，耐久到今天，是可见可触的明证。
圣友寺始建期，是否意味着此前伊斯兰教已经进入中国，没有确切的定论。
巴巴墓地处北大寺的西面，在一个名叫老坟岗的地方，我一直觉得这个名字起得突兀，和市井不那么协调，因为１００年前的不毛之地，现在已为楼宇所取代，那名称已经丧失原意。
老坟岗是城西门外的回民墓地，它的地产属于北大寺，大约５４０亩土地是郑州回民捐赠给北大寺的。今天北大寺在老坟岗还有一处地产，地点就在解放路５２号，那里便是巴巴墓所在地。
我在解放路见到戴白帽子的人就打听，他们给我指示了方位。那是由青砖黛瓦组成的院落，像旧式的民宅。进了院我再次问路，是马杰龙老人把我引向目的地，那堂屋的前后门是贯通的，紧贴着后门有一八角青砖亭屋，亭屋之内，石碑之后便是“山海默穆都哈大人之墓”。碑文所示，此墓乃道光二十三年重修，为教长牧临清、马振九等所立。著名阿訇马振九的墓今在北大寺内。
对于没有预约的采访，马杰龙老人并不介意。我不知道该称呼他乡佬还是阿訇，马杰龙说叫什么都可以，于是我称呼他阿訇，以示尊敬。
他说，自己的工作是为北大寺目前在老坟岗仅有的一亩多的地产守责，临解放路几间门面房和管城街两处房产的出租，是北大寺维持日常开支的主要经济来源，其他则为穆民捐赠。
我想，阿訇马杰龙还有一个守责，充当一个虔诚的守墓人。关于这一点我未作探问，从堂屋陈设看，这里具备日常起居所需的物件，后来马杰龙的话也证实他自己成年累月地守住于此。引人注意的还是西侧屋，那平铺于地的深蓝色粗布褥子，是老人面西礼拜之地。
在北大寺，一个乡佬告诉我，穆斯林的礼拜并不限于清真寺拜殿之内，大地所有清洁的地方，都可以礼拜。在跋涉路途中找不到水“大小净”，虔诚信道的人会以土“代净”：以手触地，模拟洗浴的动作摸脸、搓手，然后伏地诵经。
那天，我和阿訇马杰龙面对面交流了很长时间，他能够说清楚老坟岗的“历史”，已经到了民国中后期：那时地还是寺里的，却由于郑州城的膨胀，老坟岗荒凉之地渐渐成了集镇，卖菜卖粮、日用杂货、小摊小贩，杂耍唱戏，可谓老郑州三教九流的集纳地，寺里以丈测地收租，租金也收得相当少。
１９４９年后，地被城占了，其他的墓都不见了，唯巴巴墓留存至今，完好无损。马杰龙认为默穆都哈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每逢开斋节，到了“走坟”时（相当于汉民清明扫墓的习俗），不少回民总要到巴巴墓去看看，它是郑州回民的念想。
巴巴墓入土为安的，是一根手杖还是圣贤的遗骨，后人已无法确知。传说，后来有郑州回民至麦加朝觐，见当地葬地名录上有其名，年代籍贯均相符。他又回到了圣地麦加？
与“远瞩西域”构成另一托思的是“天方净域”四字匾额，它悬在拜殿的门楣上。拜殿是寺的主体建筑，它高约１０米，面阔５间，进深４间，殿内与窑殿相通，可容３００多人礼拜。
朝觐是“完纳天课”最后一个拜功。穆圣有明确的指示：“你当在众人中宣告朝觐，他们就从远道或徒步或乘着瘦驼，到你这里来。”
中国每年有大约五六千人远道去圣地麦加朝觐，他们不再像古人那样徒步或骑着骆驼万里跋涉，而是乘坐航班。只要经济条件许可，所有的穆民都应该去沙特麦加禁寺朝觐克尔白——天房，那是穆斯林活着礼拜，亡后面向的方向。那里供奉着伊斯兰教的圣物——玄陨石。
北下街清真寺教长买红星，给我讲述了麦加朝觐的经过：
“我和父母、岳母四个人一起去的，那是１９９９年（回历的１２月１０日），来自世界各地不同肤色的穆斯林３５０万，进入禁寺。那高８米、宽１０米的长方形天房，有黑色的幔罩着，那黑色的布幔，每年更换一次，由阿拉伯国家轮流制作。
“所有的人都要围绕天房环行七圈，走里圈大约半个小时，但人相对拥挤一些，年轻的好在里圈，走外圈要个把小时，比较适合老人。禁寺是穆斯林心目中最神圣的地方，也是表达心意的地方，去过麦加是心灵的慰藉。”
在北大寺，乡佬们说，阿訇谢克选朝觐过。穆民闪占有的几个孩子把他去麦加朝圣的钱都凑齐了，可他腿脚有疾，年事又高，儿女担心，原计划今年成行，只好作罢。老人说起这场事，抱憾不已。
那天是周五，也即穆斯林的聚礼日。穆民闪占有特意从城西跑到东区的北大寺，他肩挎黑色的提包，拉链敞着，见了人亲切招呼，顺手从包内取出塑料袋，从塑料袋一沓纸中抽出一份送人，那是他自己集纳的册子，一共十张，上面全是穆民应知应会的小常识。
这样的册子老人自费印制了１０００份。
望月楼１２根青石柱，被风雨剥蚀得很有沧桑感了。光绪十四年望月楼重修过一次，楼瓦、木门换了，２０年前又重修换的还是木门、楼梁，因为这些部件的用材，不是石头的，问题就这么简单。
明朝初年，严禁色目人之间自嫁，只能与汉人通婚，违者杖八十大棍。不过，我更笃信北大寺乡佬巴士华的话，西域人留下了，娶了汉家女，成了汉人的老表。回民在中国形成可能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理解中国８００万回民，也要基于如此简单的道理：尊重他们的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