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明帝刘庄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以文兴邦的杰出皇帝。遵循光武帝以文治国的基本国策，一面弘扬儒家文化，另一方面引入佛教。他身体力行，推动了儒学的发展和佛教的传播，把秦汉时期的文化事业推上了高峰。
汉明帝为太子时，就以儒学大家桓荣为师。他天性聪明，加上名师教育，即皇位时已是经纶满腹。为弘扬儒家文化，明帝开帝王尊师重教之先风。他对桓荣尊以师礼，敬之如父。每幸桓荣府，扶师上坐，明帝与百官、学子洗耳恭听，久之，连羽林卫士都能背诵孝经。桓荣病重，明帝到家探问，无微不至；桓荣病故，明帝身着孝服，临丧送葬，为桓荣建墓于首阳山上。为使帝师之教代代相传，明帝以桓荣之子为太子老师。桓荣以后，他的子孙五代相承为帝师，沿袭桓荣太常之职。
明帝以东汉太学为教育基地，亲临太学登台讲经。太学生有问必答，门外旁听者水泄不通。由此，明帝开帝王执教传道之先河。东汉太学因明帝而名声大振，生员逾年增加，王公、皇族、功臣、弟子来此学经，连匈奴贵族也派遣弟子万里求学。以致校内学生多达三万人，东汉太学成为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最高学府，为东汉政权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
为加强精神统治，汉明帝有意引入佛教文化。公元64年，明帝以夜梦金光飞神而请教群臣。大臣傅毅解释，金光飞神是天竺国得道升天之神，天竺国人称为“佛”，家家户户信佛读经。于是，汉明帝派使者蔡谙等12人西行，寻求佛法。蔡谙一行在大月氏国，遇到了天竺高僧摄摩腾、竺法兰，随即邀请二僧到中国传经。
二僧欣然答应，用白马驮载佛经和佛教创始人释加牟尼像，与汉使来到中国。公元67年，他们到达洛阳。汉明帝亲自接见二位僧人，将他们临时安置在专管宗教外交事务的鸿胪寺。次年，在西雍门外专门建成了一座寺院供天竺僧人禅居传经，该寺以白马驮经故事而命名为“白马寺”。两位高僧在寺内合译出最早的汉文佛经《四十二章经》。摄摩腾圆寂后，竺法兰单独译出了《土地断结经》四卷、《法海藏经》一卷、《佛本生经》一卷、《佛本行经》五卷。汉明帝视如珍宝，敕令藏于皇家图书馆——兰台石室。从此，白马寺金光普照，法轮常转，香火日盛，信徒逐年增加，门外求法取经者络绎不绝。白马寺作为中国佛教的发源地和传播中心，被誉为中国佛教的“祖庭”。东汉以后，在中国文化三大主流中，佛教仅次于儒学而高于道教。佛教能在中国生根、开花，首先归功于汉明帝这位积极引进外来文化的封建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