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学家遇到难题
提起地方志，很多人比较陌生，那我们就先从一件趣事说起吧。
香港著名国际地理学家陈正祥教授，曾长期担任国际地理学会各相关委员会委员和主席。有一次，联合国有关部门给他下达了一项特殊的任务：提供中国蝗虫灾害分布图。
这可把这位大地理学家难住了。中国不仅没有此类地图，而且也没有资料来编绘这种特殊的地图。时间一天天过去了，陈正祥能不急吗？
可想而知，那些日子里，陈正祥的脑子里一定装满了可恶的蝗虫，他不由得想起了驱蝗之神刘猛。过去，人们饱受蝗虫之害，无奈之时，自然就把希望寄托于神灵，于是有了传说中专门驱除蝗虫的神——刘猛将军。遭受过蝗灾的地方往往建有刘猛将军庙、虫王庙、八蜡庙等。中国的农民很穷，不是迫不得已，他们是不会劳民伤财去建庙的。因此他推断，建这些庙的地方，一定发生过严重的蝗虫灾害。
可这些庙址哪里会有记载呢？他想到了素有“地方百科全书”之称的地方志。于是，陈正祥查阅了３０００多种地方志，将建有此类神庙的地方一一标注在地图上，绘成了《中国蝗神庙之分布图》。他又根据地方志对蝗灾的记录，计算出了蝗虫出现的频率，编写了《明代北方蝗灾之频率》一书。陈正祥巧借地方志顺利完成任务，受到海内外的广泛赞誉！
“纵贯古今，横陈百科”的地方志，历史地位自然极其重要。难怪过去为官者中有句流行语：为一任之官，造一方之福，修一地之志。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新上任的官员，必先做两三件于百姓有益的事。宋元以后这些事就特指断案、减赋税和修志。不过修志毕竟是一项浩繁的工程，遇到社会动荡之时，想修志也未必能修成。
赵匡胤所敬畏的人
修地方志，也即古书中说的方志或志，有着悠久的历史。
古时没有独立的地方志，志最早存在于史中。据说黄帝时期，仓颉为左史，沮诵为右史，二者都是史官。此后历代都设有史官，其职能是记录当时发生的有一定意义的事件，兼有舆论监督作用。春秋时期晋国的董狐就是很有名的史官。
据记载，晋灵公十分昏庸残暴，大臣赵盾曾多次进谏，晋灵公竟然设计要杀害他。赵盾为了避难，被迫逃亡国外。
后来，赵盾的一个亲戚找机会杀死了晋灵公，为赵盾报了仇，并立了新国君，还把赵盾接回来官复原职。根据当时的观点，臣子弑君是不忠不义的表现。因此，不想承担弑君罪名的赵盾，看了史官的相关记载后十分生气，对董狐说：“晋灵公死的时候我不在朝中，怎么能说是我杀的？你这样乱写，是诬蔑朝廷命官，是要被杀头的。”
董狐不慌不忙地回答：“你那时虽不在国都，但你现在身为晋国大臣，却从未追究过弑君之人的罪责，说你不是这件事的主谋，谁也不会相信。”赵盾一听，觉得也是这么回事，但他还是说：“你修改一下吧，改了对大家都有好处。”董狐却说：“我的职责就是真实地记录历史，而修史最重要的就是真实，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来不得半点虚假，否则就是欺骗后人。丢了脑袋，对我而言是小事，但丢掉了作为一个史官应有的节操，就是大事了。”
史官的威信就是靠董狐这些人树立起来的，所以，后来连皇帝也害怕史官。
有一次，宋太祖赵匡胤罢朝后一直闷闷不乐，时间长了，内侍王继恩忙问何故。宋太祖说：“早上前殿指挥一事，偶有误失，史官必书之，故不乐也。”众所周知，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之后，又“杯酒释兵权”，使自己的统治地位稳如泰山。这样一位开国皇帝“偶有误失”，竟然怕“史官书之”，足见史官之威。
为陆机扬名的《洛阳记》
后来，志逐渐从史中分离出来，但与史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记载一个地方一定时期自然和社会状况的资料性著述，修志如果脱离了历史事实，那是无法想象的。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史与志还是“难舍难分”，现在我省的地方志机构仍是史志合一。
在洛阳市地方史志办公室副主任来学斋看来，地方志大致经历了隋唐以前的初创时期、隋唐发展时期、宋元定型时期、明清鼎盛时期及新中国的繁荣时期等发展阶段。
洛阳方志的编纂机构最早建于周代。《周礼·春官·外史》记载：“外史掌四方之志。”《周礼·地官·诵训》记载：“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外史、诵训等都是方志的管理、编修机构。但那时的地方志只是志书的雏形，组织形式、名称、内容、体例等，都与实际意义上的志书有很大差别。西晋陆机的《洛阳记》和北魏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是这一时期洛阳地方志的代表之作。
陆机文才出众，和弟弟陆云齐名天下，时人号称“二陆”。陆机一生著述颇多，当时流行于世的文章就有三百余篇。不过，他想不到的是，他的《洛阳记》会在洛阳方志史上树起一座丰碑。陆机的《洛阳记》主要记述了东汉、曹魏、西晋时期洛阳城内宫殿的方位、大小及功能。譬如书中记述：东汉承风观“在南宫，高阁十二间”；太学“在开阳门外，去宫八里，讲堂十丈，广三丈”；曹魏承明门为“后宫出入之门”。想必在洛阳生活期间，陆机曾对不少建筑和遗迹寻访考证，耗费了不少心血，要不然就不会有《洛阳记》扬名于世了。
折射洛阳盛衰的《洛阳伽蓝记》
陆机著《洛阳记》后，又有其他人著的三部《洛阳记》问世，但无法和陆机的《洛阳记》相提并论。也许是受陆机的影响，随后出现了不少类似的志书，如《洛阳宫殿名》、《洛阳宫殿簿》、《晋宫阁名》、《西晋洛阳图》等，体现了洛阳方志纂修者初期的方志意识，即分门类纂修志书的构想。可惜这些早期志书已佚失，仅有少量文字散存于《元河南志》、《唐两京城坊考》等书中。清代学者王谟有多种辑本存世，收于《汉唐地理书丛抄》。
继陆机之后，在洛阳方志史上“大放光芒”的是北魏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
杨炫之是北魏平郡（今河北省遵化县）人，曾任北魏抚军司马，在京城洛阳为官，对洛阳有深厚的感情。北魏分裂成东魏和西魏后，杨炫之跟随孝静帝迁到邺城居住。若干年后，杨炫之再次来到洛阳，看到昔日繁华的洛阳城，历经战乱后已是“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凄凉之景使他顿生痛惜之情，便拿起笔来，记录旧事，描述古迹，于是就有了流传后世的方志专著《洛阳伽蓝记》。
《洛阳伽蓝记》共分五卷，以京城洛阳佛寺的兴废为主题，记述了当时洛阳的政治、经济、军事、人物、风俗、地理及掌故旧闻，反映了北魏王朝和京都洛阳的盛衰演变。杨炫之经过精心构思，运用流畅生动的语言和高超的表现手法，准确地描绘出京城洛阳的巨幅图画，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了当年洛阳雄伟的城郭，富丽堂皇的宫殿、官署，随处可见的亭、台、楼、榭，豪华的贵族庭园及壮丽的寺庙。
“超级神童”的洛阳志书情
隋唐时期，洛阳城市志的纂修进入成熟期，史志修纂工作逐渐受到官方重视。虽然这一时期官修史书之风颇为盛行，但文人著述仍显示出巨大的影响力。
其实，隋朝大业年间，我国历史上大规模、有组织的修志活动就开始了。唐朝时修志工作已经形成了固定的制度。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７８０年）曾下诏：州郡图经每三年编纂一次，后改为五年一次。同时还规定，如果州县有变化或有山河改移的情况，则随时编纂。由于皇帝的提倡，修志工作越来越受重视，连唐太宗的第四子魏王李泰，也主修了全国性地理总志《括地志》。曾两次任宰相的李吉甫也编纂了《元和郡县图志》。
当时的洛阳是世界性的大都会，许多全国性的志书是在洛阳完成的。同时，洛阳方志的纂修工作也进入了成熟期，其中尤以韦述撰著的《两京新记》最具有代表性。
唐王朝结束战乱、统一天下后，对图书的搜集工作十分重视。高祖武德年间，他下令在民间购募遗书，重赏钱帛，并令人用楷书抄写保存。唐太宗时又下令征集图书，并派大学士进行校订、整理，使国家图书大增。在官府的影响下，民间出现了私人藏书热，而且私人藏书的数量日益增多，已出现了万卷以上的藏书之家，其中韦述家的藏书达到两万卷。
因家里的藏书多，使酷爱读书的韦述有了良好的成才环境，他十岁时已读了两千多卷古书。正应了那句老话：“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他写起文章来挥笔而就，十岁就撰写《唐史》三十卷，真是一个“超级神童”。
《两京新记》成书于开元十年（公元７２２年），是韦述撰写的城市地理著作，全书共有五卷，现仅存三卷。１８９５年，曹元忠有二卷本《两京新记》辑本问世，从其中的“东京”部分可知，该书仍是以记述隋唐洛阳城的宫殿、里坊、市场为主要内容，对研究那个时期洛阳城的城市建设及经济文化现象很有借鉴意义。
唐代韦述撰著的《两京新记》，开了中国城市志编写体例的先河，此后的《元河南志》就继承了其体例，也标志着志书新时代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