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都四郊，山水之胜，龙门首焉。龙门十寺，观游之胜，香山首焉。”
白居易口吐此言的时候，正是龙门石窟的黄金时代——那时，在伊水两岸的悬崖峭壁上，历经北魏和初唐盛唐的造像高峰，延
续了４００余年的斩山凿洞、“制造佛国”的浩大工程基本结束。其时，奉先寺大卢舍那佛像龛也不过刚刚雕就１００多年。在那个时候，卢舍那也许还披着彩绘千佛袈裟，那它的微笑，该是怎样一番景象？普贤、文殊两菩萨可能还画着胡子，它们又是怎样一副酷样？
但白居易只看到了龙门山色，没有看到龙门石窟，只看到了香山寺，没有看到奉先寺。倘若白居易只是到此一游，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尚可原谅，但他在洛阳龙门饮酒作诗，卜居了１８年！
面对中国雕塑巅峰时代的经典之作１８年之久，老白视而不见，这是为什么？
但白居易以后的１０００多年间，“龙门山色”一直位居“洛阳八景”之首，龙门石窟造像一直是中国人的视而不见——最爱记录历史的中国人对龙门石窟造像的书本记录几乎是零，这又是为什么？
“历史对龙门造像的失语缘于它的劳民伤财。当时，倘若哪个文人为石窟造像叫好，那会被圈里人瞧不起的。龙门１０余万造像，就没有一尊是文人发愿雕造的。”郑州大学教授、龙门研究院顾问温玉成说，“白居易号称香山居士，但居士照样反对这些耗费民脂民膏的工程。当时的文人大都认同，为了一个莫须有的东西如此耗费民脂民膏，是不值得的，他们对开凿石窟这档儿事，从心理上来说，是抵制的。但龙门石窟大都是皇家发愿开凿的，大骂也不现实，且很多文人并不排斥佛教思想，所以文人们选择了‘冷处理’，写文章时不提这个事儿。”
也有激烈反对的。韩愈位居唐宋八大家之首，是那个时代文人的领袖。他在被后人称为“中国古代文化宣言”的《原道》中，对佛教可谓恨之入骨：“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也就是说，要让僧人还俗，烧佛家的书，改寺院为民房。韩愈在《论佛骨表》中还说：“夫佛本夷狄之人……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韩愈坚决反对佛教，无疑影响着他之后的文人。
但时间总是可以过滤掉人民的悲苦，艺术总会散发出久藏弥香的魅力，历史总在让我们目瞪口呆——今天的游人从千万里之外不辞辛劳来到龙门，直奔的就是那个再无袈裟、也永远再没人敢给其画上袈裟的卢舍那大佛——今天，在人们的潜意识里，似乎龙门就是卢舍那，卢舍那就是龙门了。
如果从洛阳市区打的到龙门旅游，没准儿司机就会和你商量：“看卢舍那去？６０块呀，怪贵的。想省钱吗？想省，拉你到东山公路上跑一圈，不就得了。”这对那些只想看卢舍那的人来说，的确是个很不错的“创意”。坐在西山悬崖上的卢舍那２０来米高，东山公路离其不到２００米，隔着伊河看卢舍那，自然而真切——在卢舍那眼下看卢舍那，你总觉得卢舍那摆脱不了石头的味道，但站在东山看卢舍那，不仅能看个“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而且那深深浅浅的雕刻在南北长达１公里的石壁上的佛龛，犹如蜂巢犹如棋盘星布眼前。站在东山望去，整个龙门石窟就像从历史深处走出来的胡须飘然的智者，就像从石头内部跳出的鲜活的生命，烧得
你热血沸腾。
当然，出租车司机不用等人耗时、不用空跑了，你一高兴，再多给师傅三五元，这真是眼下特流行的“双赢”。
但世上没有不散的宴席，出租车司机与游客合演的这出“双簧”在２００３年４月８日永远谢幕了。
４月８日，随着距龙门石窟伊河下游１．７公里处的龙门北桥、距龙门石窟伊河上游３公里处的龙门南桥在４月５日的通车，龙门风景名胜区实行了封闭管理。自此，使用了４０多年、位于龙门石窟脚下的龙门伊河公路大桥“光荣退役”，而以前每天路过龙门石窟的约１．５万辆次机动车也从此被赶得远远的。
“龙门大桥将改作景区内的步行桥，它和石窟南侧的漫水桥、西山游览路、东山游览路一起，构成个‘口’字形，游客不用再像从前那样游完西山，还得走回头路了。”龙门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局长李振刚说，“东山不只是看西山石窟的好地方，其实它本身也有不少质量很高的石窟，如万佛沟、看经寺的佛龛，都是盛唐的作品，是龙门石窟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且香山寺、白园（白居易墓）都在东山，它的绿化也比西山好，以前我们不敢开发，导游也不敢把游客带到东山去，是因为担心出事，你想东山的路上一天跑１．５万辆次机动车，多危险呀！”此次龙门景区实施封闭管理，正是洛阳市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庄严承诺。
记者采访时看到，龙门大桥上、东山游览路上都是忙碌的施工人员和轰鸣的机器，香山寺刚刚修葺一新，白园的改造工程又已开始。“一个全新的龙门将在今年７月底呈现在游客的面前。”李振刚说。
但这还不是最后的龙门，因为伊阙之前还横亘着一座高卧伊河之上的龙门大桥，它的巨大体量对龙门空间景观的破坏是灾难性的。
“把龙门大桥改作景区内的步行桥，只是权宜之计。在规划中，大桥是要扒掉的。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它将来只保留两个桥头，并把其改造成观景台。没桥后，把西山和东山连接起来的，是仿隋唐样式的人力船。”李振刚说。
龙门古称伊阙，而最早把伊阙称作龙门的是隋炀帝。《元和郡县图志》载：“初，炀帝尝登邙山，观伊阙，顾曰：‘此非龙门耶？自古何因不建都于此？’仆射苏威对曰：‘自古非不知，以俟陛下。’帝大悦，遂议都焉。”之后，隋炀帝果然以伊阙为天门在洛阳建了都，龙门正北就是隋东都洛阳外郭城的城门定鼎门。皇帝是真龙天子，隋炀帝把正对城门和皇宫的天阙称为龙门，也自然而然。
隋的寿命很短，但隋代工匠李春营建的赵州桥，却是世界上寿命最长的石拱桥。赵州桥是一座弧形单孔石拱桥，桥两端的石拱上辟有两个券洞，这种“敞肩拱”是世界桥梁中的首创。上世纪５０年代到６０年代中期，新中国修建了很多石拱桥，但跨度最大的，却是１９６２年修成的、破坏了隋炀帝看中的“龙门风水”的洛阳龙门公路大桥，它的样子与赵州桥像极了。
洛阳之南绵延百里、峻极连天的中岳嵩山，构成了古都洛阳的屏障，而在洛阳正南，从嵩山逶迤而来的香山（东山）与龙门山（西山）两山对峙，崖岸巍然。伊河从龙门喷薄而出，河的两岸，则自古以来就是洛阳通向南方的唯一道路。上世纪６０年代，新修的洛（阳）卢（氏）公路走的是龙门山脚下之伊河西岸，新修的洛（阳）界（安徽界首）公路通过龙门公路大桥走的是香山脚下之伊河东岸；１９７０年竣工通车的焦枝铁路龙门隧道，则“与龙门石窟隔河相望”。但从上世纪８０年代洛卢公路“让道”，９０年代隧道“改道”，到今天洛界公路“让道”，龙门石窟在“很受伤”之后的“反击”，可谓一招毙敌。
“长虹卧波”也好，隔河相望也罢，我们过去总怀有一种在旧世界面前建设新世界的冲动。旧世界永远不可能预知新世界的作为，倒是新世界的人应该知道如何尊重旧世界。
“长虹卧波”很美，但“卧”的不是地方，就成了“丑事”。美与丑，则伴随着我们对龙门的认识颠来倒去地变化着。
认识到龙门石窟的旅游经济价值，不该建的，都建了；认识到龙门石窟是世界文化遗产，该拆的，都拆了；认识到“龙门山色”是自然遗产，“长虹卧波”就非扒掉不可了。其实，“龙门山色”是自然遗产，这是白居易早就解答过的问题，不然，白居易怎么会说“洛都四郊，山水之胜，龙门首焉”；不然，历朝历代怎么总是把“龙门山色”推为洛阳八景之首。
白居易对龙门山水的赞叹，今诵犹新。
“凿山导伊流，中断若天辟。”大桥拆除后，龙门的水光山色将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
龙门石窟在伊河两岸静静地呆了１０００多年，直到清末，一些书法家发现了龙门石窟造像题记——魏碑书法，但仍然忽视了它的造像、它的雕刻。
这些造像题记给龙门带来了无上荣耀，造像题记中的代表作品“龙门二十品”甚至让一代伟人周恩来感到震撼；这些造像题记也给龙门带来过意外灾难，在上世纪初的动荡年代，龙门的和尚全都死于图财害命的歹徒之手。
铄古熔今的佛国碑碣
“龙门二十品”震撼过周恩来，更在康有为等的推崇下，改变过中国书法艺术的前进方向——它让中国书法不再媚美媚上（皇帝），有了骨气浩气。
“堂堂的礼宾司长拿不出５００元”，这是周恩来在龙门石窟古阳洞内的无限浩叹。
“周总理说这话时声音很小。”郑州大学教授、龙门研究院顾问温玉成对记者说，“１９７３年１０月１４日，听说周总理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要到龙门参观，我们就临时在禹王池、宾阳洞前摆了两个小摊，因为有１００多名中外记者随同采访，我们想借此挣些钱。在禹王池，周总理见到‘龙门二十品’拓本，就拿起来看，一问价格５００元，就放下了。至宾阳洞，周总理看到又有卖此拓本的，便小声问礼宾司长韩叙‘带了多少钱’，韩叙说：‘没想到会用现金。我们几个人身上的钱加起来，还不到３００元。’见此情景，洛阳的一位领导说：‘总理，我们送您一套吧！’周总理小声道：‘你这个同志怎么能这样讲？’这时，一个随员小声提示总理：‘是否可以让他们先给一套，我们回北京后再把钱寄来……’周总理说：‘不行！’”
从最北边的禹王池，走到最南边的古阳洞，也就是到了“龙门二十品”的大本营——“龙门二十品”中，有十九品在古阳洞，周总理终于发出了“堂堂的礼宾司长拿不出５００元”的感叹，满怀遗憾地离开了龙门。
洛阳之行，是周总理最后一次到外地参观。“周总理的确喜欢‘龙门二十品’，在魏碑上，总理是下过工夫的。”温玉成说，“周总理也许是在清末民初激烈的‘碑帖大战’中就爱上‘龙门二十品’了。”
碑帖大战“祸起”康、乾。
康熙崇尚董其昌，乾隆推举赵孟頫，可董、赵的书法在两位皇帝低水平的诠释下，导致了“馆阁体”书法的兴起。“（馆阁体）不可谓不精不丽，求其佳处，无一笔是矣。窃以为此种楷法在书手则可，士大夫亦从而效之，何耶？”这是一位批评家的话。
清朝嘉庆、道光年间，阮元《北碑南帖论》问世，他想让碑学能与帖学在书法界享有同等的地位；后来包世臣《艺舟双楫》出台，把碑学地位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紧接着，１８８９年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问世，更将碑学的地位推到了极致。两部“双楫”“尊碑抑帖”，致使帖学不得不把占据了８００年宋淳化年间至清乾嘉时期之久的盟主地位让位于碑学。
在此背景下，龙门石窟的造像题记在沉睡了一千多年后，终于被后人发现了其存在的价值，造像题记的拓片自然也成为很值钱的东西。
龙门的和尚利用“便利”，据说在拓片上挣了不少的钱。但在民国初年的一个晚上，一帮土匪杀了龙门的和尚，抢走了钱与拓片。这次洗劫后，龙门就再也没有和尚了，延续一千多年的宗教意义上的龙门看护者，就这样凄惨地告别了龙门。
没有和尚的龙门，几乎成了土匪的天下。“那时，龙门的南半部分是伊川的，北半部分是洛阳的，是个谁都不想多管的地方。”温玉成说，“一直到解放后的１９５１年，龙门才有了自己的管理机构——龙门森林古迹保护委员会，负责人是当地村里一个很踏实的农民，叫马玉清。”
古阳洞里的一则拓碑题记，记述了当时和尚发现“龙门二十品”的情况
龙门石窟计有造像题记２８００多块，３０多万字。造像题记是功德主发愿造像的碑碣，刻有功德主的姓名、身份、发愿原因、为谁发愿、镌刻时间等。
古阳洞里的一则拓碑题记，记述了当时和尚拓碑及发现“龙门二十品”的情况：“大清同治九年二月，燕山德林，祭告山川洞佛，立大木，起云架，拓老君洞（即古阳洞）魏造像（记），选最上乘者，标名龙门十品。同事人释了亮、拓手释海南……”
题记虽有错讹，但被中国书法界所推重的“龙门二十品”，却是在此基础上增添而成的。同时，它也从侧面说明，和尚确是最早、最合法的拓碑者，只是不知道那题记中的释了亮、释海南后来是否被土匪所杀。
“龙门二十品”的说法，最早出现在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和方若的《校碑随笔》中。方将《优填王》一品列入“龙门二十品”，康认为《优填王》一品“可谓非种，在必锄之”。方于是用《马振拜》一品换掉了《优填王》。
更换后的“龙门二十品”被社会公认，通行至今。
１９３５年，洛阳郊区郜庄村的拓印者韩和德等人乘深夜架梯对《魏灵藏》、《解伯达》二品进行大量拓印后，将其砸毁，以期独霸完整拓本，牟取暴利。
“古今之中，唯南碑与魏碑可宗。可宗为何？曰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是十美者，唯魏碑南碑有之。”这是康有为的说法。
“龙门二十品”是魏碑的代表作，有一万余字。这些字中，还有简化的，如“万”、“弥”、“无”、“与”、“凤”、“迩”等，其写法与今天的一模一样。
大雨之中，北魏孝文帝将计就计，逼迫大臣们同意迁都洛阳
造像题记是一部刻在伊阕绝壁上的石史。“龙门二十品”之《北海王元详造像记》，记录的就是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的历史。
孝文帝认为，要巩固北魏鲜卑贵族的统治，就要吸收中原文化，把国都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洛阳。但他怕大臣们反对，于是先提出进攻南齐。
公元４９３年，孝文帝亲率大军３０多万南征，至洛阳，正逢秋雨连绵，道路泥泞，行军困难。但孝文帝仍旧戴盔披甲，下令南行。大臣们本不想打仗，趁着大雨，他们泣跪马前，哀求孝文帝停止南征，说这种恶劣的天气不适合用兵。孝文帝将计就计，严肃地说：“这次我们兴师动众，如果半途而废，岂不让后人笑话！如果不能南进，就把国都迁到洛阳，如何？”
大家听了，面面相觑。孝文帝说：“不能犹豫不决了。同意迁都的往左边站，不同意的站右边。”一个贵族说：“只要陛下同意停止南征，那么迁都洛阳，我们愿意。”许多文武官员虽不赞成迁都，但是听说可以停止南征，也只好拥护。
公元４９４年，北魏正式迁都洛阳。
孝文帝把国都迁到洛阳后，决定进一步改革鲜卑族旧的风俗习惯。有一次，他跟大臣们一起议论朝政，说：“你们看是移风易俗好，还是因循守旧好？”咸阳王拓跋禧说：“当然是移风易俗好。”孝文帝说：“那么我要宣布改革，大家可不能违背。”
接着，孝文帝就宣布几条法令：改说汉语，改穿汉人服装，鼓励鲜卑人跟汉族的士族通婚，改用汉人的姓。
北魏皇室本来姓拓跋，从那时候开始改姓为元。除把拓跋氏改姓元氏外，孝文帝自己娶崔、卢、郑、王四姓的女子入宫，又为他的五个弟弟娶汉族大姓的女子做正妻，其原妻改为妾。孝文帝力求把鲜卑上层与汉族士大夫融为一体，来构筑北魏王朝大厦的基石。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佛教僧众、能工巧匠齐集洛阳，开始在洛阳龙门大规模为北魏皇室贵族开窟造像。之后，在初唐盛唐时期，贵族们继续在龙门开窟造像，使龙门石窟终于成为中国石窟艺术的中心。它的成就，“连西方引以为傲的希腊、罗马艺术亦难以相抗衡”。
1000多年后的清末，中国人发现了造像题记的书法艺术价值，但对造像本身的雕塑艺术价值还是视而不见。
上世纪初，西方人发现了龙门雕塑的艺术价值。之后，龙门造像遭遇空前的浩劫，很多精美造像被盗后漂洋过海，流入国外的博物馆或私人收藏家之手，用佛家的话说，那真是个“末法”飘摇的时代。
伊河的水 佛雕的泪
龙门的劫难是民族劫难的一个缩影。佛雕在流泪，只是承受着；伊河不作声，只是流淌着--上世纪上半叶对龙门石窟来说，世界真是佛家所说的莽莽“秽土”。
作为皇帝，宋徽宗的政治生涯灰暗而短暂，但作为艺术家，他却是中国２０００多年来３００多位皇帝中最才华横溢的一个。
２００２年，从海外回流的宋徽宗《写生珍禽图》在中国嘉德国际春季拍卖会上以２５３０万元人民币成交，这一价格创下了中国书画在全球拍卖市场上的最高纪录！
一个被津津乐道的细节是，当嘉德的工作人员在拍卖前对启功先生表示，要送《写生珍禽图》到他家中让其欣赏时，启功先生当即说：“不成，我累点没关系，这样的宝贝是不宜抛头露面出门的。”９０多岁的徐邦达则说：“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这幅画我深感欣慰！”
“宋徽宗让中国的艺术史拐了一个大弯！因为宋徽宗是喜欢画花鸟、山水的，他之后的文人就爱上了这种东西，流弊一直延续到今天。”郑州大学教授、龙门研究院顾问温玉成对记者说，“宋徽宗之前，中国的大画家，如顾恺之、吴道子等，不仅都是人物画的大家，而且都给寺院画过壁画。宋徽宗之后，如果哪个画家给寺院画了壁画，那就是丢人的事了。所以，宋徽宗之后，徐渭、八大山人这些在纸上搞花鸟、山水的，吃得开，就是在纸上搞人物的，也不行。而雕佛头、人头，那就不是文人干的事了，工匠才做那东西！”
自有宋一代，我国言艺术者，每以书画并提。好古者间或兼谈金石，而其对金石之观念，仍以书法为主。所以殷周铜器的价格常常是以铜器字的多少来定，形式之美丑，买主大多是不管的。社会上的一般观念认为，雕刻乃“雕虫小技”，士大夫不足道也。
宋代以后，中国雕塑艺术走向衰落，这很自然；中国人对其雕塑黄金时代登峰造极的伟大作品——龙门石窟造像视而不见，也很自然。
就是当代中国的雕塑家们，也都在翘首仰视希腊、罗马之杰作，能惊回首看一下我们自己的雕塑的，也是少之又少。
上世纪初，一些来到中国的西方探险家、汉学家却虚怀若谷、独具慧眼，他们用文化比较的深入思维，发现了龙门的雕塑之美。
１９２５年，瑞典汉学家喜龙仁把摩西和龙门大佛作了对比：“拿米开朗琪罗的作品和中国的佛像、罗汉像作比较，例如把龙门大佛放在摩西的旁边，一边是变换复杂的坐姿，凸起的肌肉，强调动态和奋力的戏剧性的衣褶，一边是全然的休憩，纯粹的正向，两腿交叉，两臂贴身下垂，这是‘自我关照’的姿态，没有任何离心力的运动，衣褶恬静的节奏和划过宽阔前胸的长长弧线，更增强了整体平静的和谐。”
喜龙仁的目光极其犀锐，他发现龙门大佛“外衣虽然蔽及全身，但体魄的伟岸，四肢的形象，仍然能够充分表现出来。严格地说，衣服本身并无意义，其作用乃在透露内在的心态和人物的身份……两耳依传统格式长垂；面孔方阔，散发着慈祥而平和的光辉。几乎没有个性，也没有显示出任何用力的地方和任何欲求。这面容所流露的某一种情绪溶注于整体的大和谐中。任何人看到这雕像，即使不知道它代表什么，也会懂得它具有宗教内容。主题的内在蕴涵显示在艺术家的作品中。它代表先知还是神，这并不关紧要，这是一件完美的艺术品，一种精神性的追求在鼓动着，并且感染着观者。这样的作品使我们意识到，文艺复兴的雕刻虽然把个性的刻画推得那么远，其实那只不过是生命渊泽之上一些浮面的漪沦”。
在喜龙仁的眼里，龙门的佛雕洞悉了世间的一切喜乐悲苦，它们有时表现得坚定自信，有时表现得安详幸福，有时流露喜悦，有时在眸间唇角带着微笑，有时好像在不可测度的沉思中。无论它们的外部表情如何，我们都可以看出其静穆与内在的和谐。因此，在佛的世界，再没了壮怀激烈，金戈铁马，一切变得轻盈透彻，一切都成梦界灵境。
而法国汉学家色伽兰对龙门雕塑的评价则简明了然：“龙门造像具有艺术与技艺的优长，为别处匠师所不可及。”
西方人发现了新大陆，新大陆就成了西方人的天下。有人发现，就有人掠夺，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华裔著名艺术家熊秉明先生写过这样一段话：当你在欧美博物馆陈列台上看到埃及、希腊、巴比伦、欧洲中世纪……米开朗琪罗、罗丹等大家作品中突然跳跃出北魏、隋唐的佛教造像，你必然会有一阵惊悸，你会以另一种眼光去凝视、去歌颂，你会得到另一种大彻大悟，懂得了什么是东方雕塑、什么是东方雕塑的极峰。它所表现的精湛技艺和高度的精神性，庄严、凝定、生意盎然，弥散着另一种意趣的安详与智慧。
这些华夏瑰宝如何到了欧美、乃至日本呢？
美国人普爱伦说：“嗨，我想要这两个东西！”于是，两幅精美的龙门浮雕被分解成碎块后流落他乡。
普爱伦是美国一个很普通的古董商，上世纪３０年代初，他来到龙门石窟，在宾阳中洞发现了两幅浮雕，很是好看，就用照相机拍了下来。到北京后，他找到琉璃厂彬记古董商行的老板岳彬说：“嗨，我想要这两个东西！”于是，双方签订协议——石头平纹人围屏像二十件，议定价格为银洋１．４万元——也不用管它究竟是“孝文帝礼佛图”和“文昭皇太后礼佛图”浮雕，还是“石头平纹人围屏像二十件”了，反正有照片在，照样子给搞定就“ＯＫ”了。
岳彬“ＯＫ”得很开心，但他自己是没有能力搞到这东西的。他来到洛阳，找到洛阳古董商马龙图，话就好说了，都是圈内人嘛！一番喝酒抽烟聊天恭喜发财后，岳彬拿出了普爱伦给他的照片：“这个，就在龙门，你就找吧，我想要它。”又是讨价还价，最后５０００元谈妥。马龙图也和岳彬一样，没有能耐直接把东西搞到手，但在洛阳这块地方，谁有能耐办到，他是知道得很清楚的——龙门当地的保甲长和土匪当然是第一人选。
马龙图找到偃师县杨沟村保甲长王梦林以及该村土匪王东立、王毛、王魁等，要他们把龙门石窟的“石头平纹人围屏像二十件”搞到手，价格２０００元。这些人有干坏事的胆量，但没有手艺，因为用斧头硬砸是不行的，那样就打得不成样子了，什么都完了。于是，他们持枪威逼本村石匠王光喜、王水、王惠成等三人进行盗凿。
夜里，三名石匠在漆黑的宾阳中洞内借着微弱的灯光或手电筒光一块块地把“孝文帝礼佛图”和“文昭皇太后礼佛图”敲掉。同时，在龙门的南北两个路口，王梦林等则持枪站岗放哨。遇有风吹草动或路上来了人，王梦林等就用暗号通知洞内的王光喜等人停止敲打；“警报”解除后，他们再接着干。如此昼伏夜出，持续数天。至于石匠们的“工钱”，是计件的，“按打的多少付钱”。
浮雕凿下来后，都是碎块，他们用麻袋一装，就运往洛阳城内、运往北京了。到北京后，经过拼接，这些浮雕被运往美国。
浮雕在美国展出时，已经是千疮百孔。
１９５２年，在北京炭儿胡同彬记古玩铺内，有关人员发现了彬记与普爱伦签订的“购买”“孝文帝礼佛图”和“文昭皇太后礼佛图”浮雕的合同。此事披露后，中国文物界群情激愤，３００余名知名人士联合要求有关部门严惩岳彬。岳彬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后来岳彬病死在狱中。
这两幅遍体鳞伤的浮雕，如今分别为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孝文帝礼佛图”）和堪萨斯州纳尔逊博物馆（“文昭皇太后礼佛图”）收藏。
这些飘零在异国的艺术珍品，总让我们记起国家在贫弱时被欺凌掠夺的耻辱。
上世纪６０年代，王辉、王世襄、温玉成三人在龙门石窟现场调查文物被盗的情况，发现凿痕７２０处；上世纪９０年代，王振国作了复查，写出如下报告：龙门石窟破坏严重的重点窟龛９６个，已发现被盗走佛及菩萨主像２６２尊；毁坏其他各类像１０６３尊，礼佛供养人浮雕１６幅，碑刻题记１５品等。这是个大体情况，至于详情，也许永远是个疑案了。
身首异处的佛像浸透了泪水。龙门的劫难也是民族劫难的一个缩影。
尽管人们常常用“满目疮痍”来形容龙门，但也不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其实，龙门最精美之作品，仍与青山同在，共伊水长存。如今，龙门石窟仍以现存２３４５个窟龛１０余万造像、２８４０品碑刻３０余万字而位居中国各大石窟之首！
龙门最精美之作品的背后，都有着荡气回肠的故事或新说。开封潘杨湖的忠奸清浊无疑是后人附会上去的，但洛阳龙门石窟宾阳洞褒贬历史人物的“证据”则是经当事人“圈阅”后，被刻在龙门山上的。因它是被学书者奉为圭臬的“褚遂良碑”，故流布天下。只是大部分人不知道宾阳洞的来龙去脉，所以研学一生，也还是“囫囵吞枣”，品不出其中的味道。
天国毕竟在人间
无论唐太宗李世民的儿子李泰在与哥哥李承乾的“夺嫡”中把“佛场”当成官场，还是北魏孝文帝把南朝士大夫们的风流时尚“移植”到佛国，造出“秀骨清像”的佛爷，它们无不表明，天国是很难远离人间的。
宾阳洞内，是北魏浮雕“孝文帝礼佛图”、“文昭皇太后礼佛图”，发愿人是北魏宣武帝。
宾阳洞外，是初唐题记“伊阙佛龛碑”。该碑是中书舍人岑文本撰文、褚遂良书丹，故又名“褚遂良碑”。发愿人在题记中写得很清楚，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儿子李泰。
造像与造像题记南辕北辙，活生生一个“关公战秦琼”！关公与秦琼既然交火，这出大戏就自然煞是热闹好看。
李世民有１４个儿子，长子李承乾小时很聪明，８岁即被李世民立为太子。但随着年龄的渐长，李承乾两面派的本质也暴露出来。更不巧的是，一场大病后，李承乾成了瘸子，走起路来十分艰难。作为未来的皇帝，承乾的这种形象让李世民有些不太满意。
承乾的弟弟中，有个叫李泰的，聪明不让承乾，且２０来岁就主编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综合记述全国情况的志书《括地志》，颇有文名。李泰身体肥胖，走起路来很费力，李世民就特许他乘“小舆”上朝，且“恩遇极于崇高”、“礼数有逾于承乾”。这事搞得连大臣们都看不下去，以致向李世民进谏，说他不该这样做。但李泰却不这么认为。承乾是太子，李泰又“潜有夺嫡之意”，于是哥俩的交火就不可避免了。
在与哥哥的较量中，李泰使出了吃奶的劲儿去讨好老爸李世民。
贞观１０年，唐太宗的老婆长孙皇后因病去世，李泰请求出巨资为老娘在龙门开窟造像，以博取唐太宗的欢心。
心理上的投机导致行为上的取巧。李泰在龙门转了一圈，发现尚未竣工的宾阳三洞中的南北二洞尽管未曾完工，却已初具规模，只要把主佛雕刻出来，便可大功告成——这真是一个“投入少、见效快”的奇思妙想。
为求速度，李泰对非主体造像一律降格以求，改圆雕工艺为浮雕工艺，把高浮雕改为浅浮雕甚至彩绘。
李泰虽然在开窟造像时投机取巧，但在造像题记上却费了一番工夫——特意请中书舍人岑文本撰文，大书法家褚遂良书丹，洋洋洒洒１８００言，并捏造说长孙皇后“宿有远因，早成妙果”。其实，长孙皇后病重之时，李承乾曾奏请唐太宗“赦囚徒，并度人入道，冀蒙福助”，唐太宗“爱妻心切”，竟然批准了这个建议。长孙皇后知道后，对此坚决予以制止：“生死有命，非人力可支。若修可延，吾素不为恶；使善无效，我尚何求？且赦令，国大事；佛、老异方教耳，皆上所不为，岂宜以吾乱天下大法？”从长孙皇后的最后表白，足见李泰为赚取纯孝的美名，制造的不过是个美丽的谎言。
据考证，竖立在中洞和南洞之间的石壁上的碑碣，原是北魏王室的造像题记。后来李泰磨平了北魏王室的造像题记，用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的溢美之词取而代之。然而，后来经过一场兵不血刃的激烈角逐，李泰的皇帝梦最终还是破灭了。尽管宾阳洞的修建是一场政治阴谋，但它却无意中成就了中国历史上两位著名的文人，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岑文本和褚遂良，他们一个善于文辞，一个工于书法——题记堪称文辞和书法的天作之合，这就是被后来学书者奉为圭臬的“褚遂良碑”。
岑文本可不愿和李泰一起丢人现眼。可以想见，题记肯定是经过李泰“圈阅”的，但岑文本还是十分含蓄而又不无揶揄地用了这样两句话，提纲挈领地概括了李泰营造石窟的全过程：“或仍旧而增严，或维新而极妙。”正是这两句话，再加上《魏书·释老志》的记载及宾阳南北二洞与宾阳中洞艺术风格的迥异，才让今人在李泰磨平北魏造像题记后，找到了北魏宣武帝当时为孝文帝开凿的石窟。
宾阳洞原是北魏宣武帝为自己的父亲孝文帝发愿开凿的。宣武帝我们不太知道，但他的父亲孝文帝却赫赫有名。除了孝文帝的洞窟外，按当时的计划，还开有文昭皇太后的洞窟。后来，主持这项工程的一个叫刘腾的家伙，为了巴结宣武帝，又开了一个洞窟。这就是宾阳三洞。
但北魏皇家开凿的宾阳三洞，在历时２４年，耗工８０３３６６个后，却因政治动荡等原因烂了尾巴，南北二洞的造像工作没有最后完成。说得具体点儿，就是在宾阳三洞那么大一块绝壁上，每天都有大约１００个匠人在敲打石头，而这整整２４年的敲打，也只是完成了宾阳中洞的造像任务。
但北魏一代的代表洞窟却完成得干净漂亮，它就是在１９３６年时让梁思成、林徽因一行叹为观止的、开凿于孝文帝时期的古阳洞。
龙门山的石径崎岖坎坷，生满滑腻的青苔。１９３６年初夏，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及他们的学生陈明达、赵正之等５人“上下而求索”的龙门石窟，还是个人迹罕至的荒芜之地。害怕野外骄阳的林徽因，来洛阳前特意带了把用于遮阳的油布伞。没想到在龙门，这把油布伞却被派上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用场：进得洞窟，他们迎来的“第一道风景”就是因受到惊吓而横冲直撞的蝙蝠，这时，伞正好能抵挡成群的蝙蝠和雨点一样落下的蝙蝠的粪便。
在古阳洞，他们发现了一个怪现象——主尊是道家天尊，两旁的雕像却是菩萨。梁思成凑近看了看，说：“这肯定是清末补上去的，门户之争竟至于此（古阳洞那时叫老君洞，曾住过道士。解放后，用泥改塑的道家天尊被剥去，释迦牟尼佛才得以重见蔚蓝的天）！”
林徽因则深深地被这座大洞窟的艺术建构迷住了。她席地而坐，把画板放在膝盖上，不停地自语着：“太美了，真是奇迹！真是奇迹！”
忽然，林徽因喊道：“你们来看，这就叫‘秀骨清像’、‘褒衣博带’！这就是南朝的画风！你们看，这衣纹，这线条，像不像顾恺之的画？”刘敦桢凑过来仔细看了看，说：“嗯，是有《洛神赋图》的韵味，徽因，你真是好眼力！”
大画家顾恺之不但画画得好，还擅长雕塑佛像。可惜的是，这一点并不为世人所知。他雕塑的佛像，很像他的朋友戴逵的手法，面容清癯，两肩削窄，是谓“秀骨清像”。这种风格，也是被东晋、南朝共同体认的艺术风格。南朝的士大夫，平日讲究漂亮的容貌，涂脂抹粉，穿着宽大的衣服，结着宽带子，戴着高帽子。他们出则乘车，入则扶持，整天饮酒赋诗，吃药学仙，坐而谈玄，装出一副神仙的样子。这种流风相仿相习，成了“秀骨清像”风格的社会基础。
“我觉得龙门石窟造像所体现出的这种艺术风格，和北魏孝文帝所推行的汉化改革有关。北魏迁都洛阳后，中原汉族‘褒衣博带’式服饰风行，南朝的思想和艺术传入北方，这给佛教艺术的发展造成了新的条件。你看这些佛像，它们所表现的正是‘秀骨清像’式的瘦削形体和衣带宽大的‘褒衣博带’式的服饰。这些佛像雍容安详，表情温和，潇洒飘逸，完全代替了北魏前期面相丰圆、肢体肥壮、神态温静的那种佛像风格。这种造像艺术风格和服饰的变化，显然是孝文帝实行汉化政策，借鉴东晋、南朝和中原汉文化的结果。”林徽因道。
刘敦桢击掌赞叹：“精彩！精彩！北魏造像艺术的后期变革，算让你讲活了，因为有对云冈石窟的研究，你才有这样精辟的见解。”
古阳洞造像体态修长，面相清癯秀美，眉目疏朗，颏尖唇薄，脖颈细长，两肩削窄，就连那壁上浮雕的飞天，也一样修长飘逸，长裙曳地。在古阳洞，“褒衣博带”和“秀骨清像”风格和谐统一，臻于完善，龙门北魏雕刻的成就，诚如法国汉学家格鲁赛所言，“代表人类宗教艺术的一个高峰”。
梁、林此次结缘龙门，意义深远。解放战争时期，他们编写了《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在《简目》中，梁思成于故宫、敦煌、龙门、孔庙等条目下加注了四个圈，被戏称为“四星将”，其次是三个圈的、两个圈的、一个圈的。林徽因则对条目一一审核，并在扉页的说明中特别提示：“本简目主要目的，是供人民解放军作战及接管保护文物之用。”该《简目》被发到解放军指战员手中，它和军事地图一起成为作战的必备品。
长年征战南北、身披征尘的军人，第一次把自己指挥的战斗与文物、文化联系在了一起，他们作为胜利者、征服者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多年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已身居高位，可回想起战争岁月，他们总是怀想起自己在炮口下保留下来的“古迹”。
１９６１年，这本册子经修订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目录》，由国务院颁布。
都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个“清谈误国”的时代，但浪漫的谢安一边和客人下棋，一边指挥着淝水之战——“孩子们到底把秦人打败了。”
都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个“盛产昏君”的时代，但孝文帝不仅借来了谢安的浪漫，于公元４９３年开凿龙门石窟，创造出“褒衣博带”、“秀骨清像”的佛教造像之中原风格，给我们河南留下了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还于公元４９６年敕建了目前正在申报世界遗产的少林寺，可谓功德无量。
李世民的瘸儿子李承乾、胖儿子李泰在“夺嫡”中两败俱伤，斜刺里杀出来个被史家称为“软弱无能”的李治，是为高宗。
如果不是后来害了“苦风疾”（可能是高血压病）的李治，而是瘸子李承乾或胖子李泰做了皇帝，也许武则天的皇帝梦就胎死腹中了，也许我们今天就不能看到呈现着十足盛唐气象的龙门卢舍那大佛了，因为武则天与卢舍那“关系千万重”。
大美无言卢舍那
奉先寺卢舍那大佛以外十几米就是悬崖，当时工匠们显然不能后退以观察佛像面部各处细节的安排，而隔伊河相望又嫌太远，且那时还没有望远镜之类的辅助工具。唐代的工匠们靠什么把佛像的表情雕刻得如此完美？卢舍那为什么成了中国古典雕塑的绝唱？
在中华文明的腹地，人类两大文明终于联合起来，打造出了石窟艺术的巅峰之作——龙门石窟。
石头和人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艺术之始，雕塑为先”，盖因人类穴居野处之时，必先凿石为器，以谋生存——人类与石头年复一年，相互磨砺，渐渐地，“人猿相揖别”，人和动物分野了。
“人猿揖别”后，人类并没有忘记与石头的旧交：西方人喜用石头给自己盖房子，东方人喜在石头上给佛爷凿房子，并题记，并造像。
被雕刻、被信仰为龙门石窟大卢舍那佛的造像石，慈祥而自信地微笑着，那神态几乎就是“有情于天下”的盛唐气象。２００３年６月２５日，在卢舍那面前，印度总理瓦杰帕伊久久仰视。“这些沿河建在山上的石窟是文明的标志。”瓦杰帕伊对陪同的河南省省长李成玉说，“这些佛教石窟和精美的造像，形象地说明了印中两国的文化和精神联系。”
这精美的造像的确说明了中印两国文化和精神的联系。龙门造像尽管雕刻的大都是从印度来的神灵，但它们却大都是中国人的面孔，穿的是中国人的衣服，佛在龙门“入乡随俗”了。佛教源于印度，其建筑与构筑物有多个种类，石窟则是最古的形式之一。石窟本是僧侣的住处，后来发展成两种形式：“礼拜窟”与“禅窟”。礼拜窟雕造佛像，供人瞻仰礼拜；禅窟主要是比丘居住的地方，但也雕佛造像。
印度现存的佛教石窟以公元前一二世纪至公元五世纪时所凿的阿旃陀石窟最为著名。之后，阿富汗巴米扬石窟、甘肃敦煌石窟、山西云冈石窟，如此一路走来，一路变革，到了河南——中华文明的摇篮与腹地，人类的两大文明——印度文明与中国文明终于联合起来，打造出了石窟艺术的巅峰之作——龙门石窟。
北魏（五世纪前后）、初唐盛唐（七世纪前后）是波澜壮阔的中国石窟造像的两大高峰，而龙门石窟是在这两次造像高峰时期由皇家亲自营造的，它所书写的，无疑是中国石窟乃至世界石窟最为辉煌壮美、璀璨绚烂的篇章。
在我国，除云冈的昙曜五窟等造像外，由皇家直接开凿的石窟几乎全都集中在龙门。作为北魏、唐代皇家及贵族发愿造像最集中的地方，龙门石窟体现的无疑是皇家的意志，它具有浓厚的国家宗教色彩。龙门石窟的兴衰嬗变，不仅反映了中国历史上公元五世纪至十世纪皇室崇佛信教的盛衰变化，而且因其与众多重要人物和历史事件有关，也披露着中国历史的政治风云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龙门石窟的这一突出特征，是其他石窟无法匹敌的。
“相好希有，鸿颜无匹。”卢舍那，我们只能这么形容它。
龙门石窟的造像艺术一开始就有“改梵为夏”的悟性与强烈追求，呈现出了中国化、世俗化的趋势。而“改梵为夏”的代表，无疑是大卢舍那像龛。
大卢舍那像龛坐西朝东，开凿于唐高宗时代，是高宗发愿为他的父亲唐太宗李世民建造的。《大卢舍那像龛记》云：“大唐高宗天皇大帝之所建也……皇后武氏（则天）助脂粉钱两万贯……支料匠：李君瓒、成仁威、姚师积等。至上元二年（公元６７５年）乙亥十二月卅日毕功。”大龛的造像内容是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二力士，共九尊大像。卢舍那大佛坐像通高１７．１４米，弟子立像高１０．６５米，菩萨立像高１３．３０米，天王、力士各高１０．３０米。在九尊造像中，以主像卢舍那大佛为最高，两侧造像高低波浪起伏，构成优美的天际线。大卢舍那像龛以卢舍那大佛为中心，组合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二力士，收到了众星捧月的艺术效果——卢舍那庄严典雅、丰腴秀美、雍容大度、摄人心魄，是理想化的圣贤形象。
大卢舍那像龛这种唐代皇家石窟的恢弘气派，正是大唐帝国强大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体现，它不仅是唐代雕塑艺术的最高成就，更是盛唐这一伟大时代的象征。“相好希有，鸿颜无匹。大慈大悲，如月如日。”说到卢舍那，不能不引用唐代对“大卢舍那像龛”的“自评”。
唐代工匠靠什么把卢舍那雕刻得如此完美？我们有伟大的雕塑作品，为什么没有伟大的雕塑家？
回首人类雕塑史，总有一些耳熟能详的名字跃上心头，米开朗琪罗、罗丹等，他们光彩照人，但我们却很难从中找到一个中国人的名字。难道我们只有伟大的雕塑作品，没有伟大的雕塑家吗？
我们的艺术家们依山开窟，就石造像，用非凡的毅力和精湛的技艺驯服了自然，表达了天人合一的理念，让我国的雕塑和西方的雕塑在哲学的范畴上区分开来。众所周知，营造石窟艰巨而危险，它势必要凝结一大批古代匠师的心血和智慧。在《大卢舍那像龛记》中，我们看到了几个陌生的名字：李君瓒、成仁威、姚师积……他们是唐代匠师的杰出代表，他们曾经劈山凿石，在险峻的崖壁上，用温热的双手琢磨冰冷的石头。他们默默无闻，经年累月，用毕生的精力解放石头的灵魂，石头活了，他们却在九泉之下鲜为人知。
这盖因我们的匠师所处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他们虽亲手创造了辉煌的艺术，但青史上却难觅其名。
“他们基本上是农奴（官奴）身份。北魏和唐代的中央政府下设石窟丞，他们都归石窟丞管理。作为特殊工种，他们子承父业，世代为奴，其身份是不容变更的。因为皇家世代开凿石窟，他们就必须世代为皇家服务。”郑州大学教授、龙门研究院顾问温玉成说，“他们的心是虔诚的，技艺是世代积累的，他们创造的巅峰，是我们后人永远不可企及的。”敦煌、云冈等处属于砾岩、沙砾岩，质地松散，易于开凿，而龙门属石灰岩，质地坚硬，不易雕像。但“不易雕像”恰恰是“宜于雕像”。“不易雕像”是就开凿难度而言的，“宜于雕像”是从石质细腻上说的，因为细腻的石质能让雕像更为秀美而传神。在石灰岩上大规模造像的，除却龙门，可谓“别无分店”。卢舍那不可企及，这也是一个原因。
造像是有“粉本（蜡样）”的，粉本好做，“放大样”很难！何况，架子搭在那里，人悬在半空，怎样处理好整体和局部的关系？这是现在的雕塑家也很难解决的问题。“不信？看看我们现在的作品，你就知道了。”温玉成说。奉先寺卢舍那大佛以外十几米就是悬崖，当时工匠们显然不能后退以观察佛像面部各处细节的安排，而隔伊河相望又嫌太远，且那时还没有望远镜之类的辅助工具。唐代的工匠们靠什么把佛像的表情雕刻得如此完美？这个问题也许永远也不会有答案。
卢舍那是按照武则天的面形雕造的吗？
卢舍那是梵文“光明遍照”的意思，是释迦牟尼的报身像，也可以通俗地说，它是释迦牟尼的另一种身份或境界。有的学者认为，龙门的这尊卢舍那是按照武则天的面形雕造的，可以作为武则天的化身人佛像。“这是没有道理的。武则天拿了两万贯脂粉钱，是以一个贤惠皇后的身份来行事的。既然这样，她岂能将唐高宗为唐太宗作功德的卢舍那佛雕成自己的‘模拟像’？何况卢舍那雕成于公元６７５年，正是武则天‘出于政治的需要’，竭力取得高宗信任的时候。”温玉成说，“再说，艺术是永远高于模特儿的，把伟大的艺术作品看作是一个人，这本身就有问题。”
武则天确曾利用佛教为其掌权鸣锣开道。温玉成说：“弥勒是未来佛，按照佛的神话预言，５０多亿年以后，弥勒才能修炼成佛，但武则天让他提前成佛了。在印度，弥勒现在也没有修成佛。但在中国，武则天之后，弥勒也频频成佛，他几乎成了农民发动起义、改朝换代的理论基础。”在龙门摩崖三佛龛中，武则天将本尊的位置由释迦牟尼佛改成了弥勒佛。当时白马寺方丈、也就是武则天的情夫薛怀义说，武则天是弥勒下世，要做人间之王。这之后，龙门石窟弥勒像多了起来。一般情况下，佛像两侧胁侍的，应是弟子或菩萨，但摩崖三佛龛为突出弥勒佛的地位，在其两侧胁侍的，依然是两尊佛，这在佛经中，是找不到根据的。叫人疑惑的是，这组雕像最终没有完工，留下了个千古之谜！
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一个女人两个皇帝丈夫，且两个皇帝还是父子，这事本来就是千古奇观。
但龙门的千古奇观不只是凿满了龙门半壁悬崖的佛教造像，还有撑起了龙门半壁河山的“诗唐”（闻一多先生称唐代为“诗唐”）——开启初唐盛唐诗坛大幕的龙门诗会，发生在龙门东山香山寺；中唐诗坛的主将、新乐府运动的领袖白居易，安葬在龙门东山的白园。
半壁龙门“琵琶行”
站在唐朝中心地位的，不是帝王，不是贵妃，不是将军，而是诗人。
１０００多年后的今天，余秋雨说这话一点儿都没有错。但１０００多年前的唐代，在诗人的中间站着的，却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她于龙门召开的“赋诗夺袍”大会，在大唐诗坛上闪耀着夺人心魄的光华。
在大唐诗坛上，河南诗人用连绵不绝的墓志铭诉说着他们之间的友谊：杜甫的墓志铭是元稹写的，元稹的墓志铭是白居易写的，而白居易的墓志铭则是李商隐写的。
一千多年前，曾有大批诗人聚集在洛阳龙门香山寺，近乎癫狂地争夺一袭御赐锦袍。
２００３年４月，总投资６００多万元的龙门香山寺修复工程宣告竣工。此次修复，新建了钟鼓楼、大雄宝殿、厢房、门楼、观景廊、莲花池、石楼等仿古建筑，维修了天王殿、罗汉殿、御碑亭、蒋宋别墅、衣钵塔等旧有建筑。
伊河东岸的香山寺，原为唐代印度僧人日照的墓地，而正式立为佛寺，命名为香山寺，是在武则天天授元年（公元６９０年），由武三思奏请批准的。“洛阳龙门香山寺上方，则天时名望春宫。则天常御（香山寺）石楼坐朝，文武百官执事班于外而朝焉。”看来，那时的香山寺很像今日美国总统的度假胜地戴维营。
在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武则天率文武百官再次来到她的“戴维营”。与洛阳宫相较，这儿轻松悠然，很适合饮酒作诗。
武媚娘在感业寺当小尼姑时，就曾在青灯下写过令泪痕变得婉约性感的《如意娘》：“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诗应当是写给高宗的。如今成了皇帝的她，倒很想鉴赏一下别人的诗作了。
龙门诗会由武则天提议“召开”，她坐镇香山寺石楼亲自主持这一诗坛盛事，更增加了诗会的“重量”。诗会的“节目主持人”由机敏漂亮的风流才女上官婉儿担当，“诗先成者”的奖品，是御赐锦袍一袭。
赏格一出，百官沸腾。第一个把急就（或曰应制）诗交给上官婉儿的，是东方虬。上官婉儿当即宣读——春雪满空来，触处似花开……武则天听着，暗暗佩服东方虬的才华，遂把锦袍奖给东方。老虬从武则天手中接过锦袍，穿在身上，羡煞众人。
锦袍只有一袭，奖给“诗先成者”当是最好、最有趣的玩法。然后，再评“诗最好者”，虽没锦袍，但这“荣誉”却很能活跃诗会气氛——上官婉儿一一朗诵陆续交上来的诗作，并一一点评，最后的结果是，武三思、沈佺期、宋之问三人胜出。
宋之问的《龙门应制》不仅写得文采飞扬，而且处处为武则天歌功颂德。全诗结尾四句，可以说达到极致：“先王定鼎山河固，宝命乘周万物新。吾君不事瑶池乐，时雨来观农扈春。”宋之问的诗不仅开宗明义地为武则天的大周唱赞歌，而且还给武则天召开的这次龙门诗会罩上了一道关心农耕的光环。武则天自然知道这是阿谀之词，但还是被搔到了痒处。在场的文武百官，包括负责朗读与评论的上官婉儿，全都为之扼腕称叹，“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称善”。
不管怎么说，龙门诗会毕竟是件风流儒雅的盛事，那么多诗人聚集在香山寺热闹并近乎癫狂地争夺一袭御赐锦袍，这种气氛，无疑对唐代诗歌的发展是起了推进作用的——沈佺期、宋之问当时都是著名的宫廷诗人，所作多为歌舞升平的应制诗，但沈、宋两人总结了六朝以来新体诗创作的经验，对律诗的成熟与定型贡献颇大。
诗人应制作诗，是现实生活难以分割的一部分，这似乎也是唐诗发展不可或缺的一个条件。潇洒如李白，高兴时大呼“我辈岂是蓬蒿人”，愤怒时直斥“董龙更是何鸡狗”，但玄宗一句“小李呀，朕今儿心情不错，命你赋诗几首助兴”，诗仙也赶忙欣然写下“云想衣裳花想容”，赞美太真妃杨氏的漂亮。但热衷于拍，又在心里惭愧着，就不好了。至于白居易在著名的《长恨歌》中骂“汉皇（玄宗）重色思倾国……从此君王不早朝”，那不过是此一时，彼一时，并不是说白居易比李白更“刚直不阿”。
白居易晚年在洛阳龙门卜居18年，“江州司马”的名号也被“香山居士”所取代。
除《长恨歌》外，白居易的另一首陶醉世界的长诗就是《琵琶行》。诗人以《琵琶行》名世，死后葬身在龙门“琵琶峰”，而今形成的白墓、白园，成了龙门景区的一大风景，是偶然？是必然？
自西而东过了龙门大桥，就是白园的所在。白居易是河南新郑人，和杜甫一样都是祖上来河南当官而“移民”河南的。白居易晚年在洛阳卜居１８年，他不会不知道“生在苏杭，葬在北邙”的话。白生前做过杭州刺史、苏州刺史，曾经“生在苏杭”，如若死后再葬身洛阳北邙，那“福气”可就大了。但他为什么葬在了洛阳之南龙门琵琶峰的悬崖峭壁之上呢？
这盖因他与另一位河南诗人元稹的一段“胜缘”。元白之交，是文学史上的佳话。崛起于中唐诗坛的新乐府运动不仅是两位诗人共同的艺术追求，也铭刻着这对诗友之间的深情厚谊。比白居易还小７岁的元稹在临终前，把写墓志铭的大事交给了老白。在当时，请名人写墓志铭就像现代人找明星签字一般，时尚得很。由于这事很盛行，所以唐代的“墓志铭经济”相当厉害，请名人写墓志铭的报酬自然很高。河南的另一位大诗人、大文豪韩愈就曾经靠写墓志铭这个“第二职业”赚了不少钱。生性秉直的另一位河南诗人、也是元稹之后白居易最要好的诗友刘禹锡就很不客气地指出韩愈有爱“谀墓”的毛病：“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如金山。”
元稹的家人给白居易的“墓志铭酬劳”计六七十万钱。对白居易这样的大名人来讲，这价钱不是很过分。但元稹是白的哥儿们，白怎么好意思收元的钱呢？但元稹遗志难改，白只好收下。为求个心理平衡，白居易就拿这笔钱重修了香山寺——此为武则天之后对香山寺的第二次大修。在《修香山寺记》中，白居易把功德归于元稹，这就等于是白居易操持了为元稹发愿祈福的事，不过白自己出些心力而已——在诗中，白也说香山寺“曾随灭劫坏，今遇胜缘修”。此后，怀着对元稹的一腔思念，白居易“空山寂静老夫闲，伴鸟随云往复还。家酝满瓶书满架，半移生计入香山”。“江州司马”的名号也被“香山居士”所取代。白居易死后，家人遵照他的遗嘱，把其葬在香山寺北侧。
元稹请白居易给自己写墓志铭，他自己却给杜甫写过墓志铭。杜甫死后暂厝岳阳，杜的孙子杜嗣业４０多年后将杜的灵柩运回河南安葬，元稹作墓志铭曰：“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
桥的这头，端坐着伟大的卢舍那大佛；桥的那头，埋葬着一个伟大的诗人。
从武则天香山“赋诗夺袍”，到白居易死后葬身香山，有唐一代的河南诗人沈佺期、杜甫、白居易、元稹、刘禹锡、韩愈、李商隐等先后来龙门香山寺“参观旅游”，且大都有龙门诗篇遗世。省外的诗人到龙门一游并有诗篇遗世的，有孟浩然、李白、韦应物等。香山不仅是白居易最后的归宿，也是唐代诗歌史上一处流光溢彩的高峰。而诗仙李白与诗圣杜甫于７４４年在洛阳的相会，与老子与孔子在洛阳的见面一样光照千秋。
自武则天到白居易，也是唐王朝由鼎盛走向衰落的时期。为白居易撰写墓志铭的河南诗人李商隐，已被归于晚唐诗人，他只能在“夕阳无限好”的感叹中迎来结束“诗唐”的黄巢。黄巢结束“诗唐”的方式，除了暴力，还有诗歌——“诗唐”在黄巢的“我花开后百花杀”中无可奈何地结束了。
“记得当年草上飞，铁衣著尽著僧衣。天津桥上无人识，独倚栏干看落晖。”黄巢站在洛阳天津桥上所作的这首《自题像》诗，说得很像是洛阳乃至卢舍那大佛的命运——唐之后，洛阳再没有做过一个伟大王朝的首都，而著着僧衣的龙门奉先寺卢舍那大佛，尽管总是从容地微笑着，却“无人识”得它的价值。直到上世纪初西方人来到洛阳，我们才惊回首发现卢舍那昭示的，原本是那气盖天下的盛唐风华。
唐之后，来龙门香山寺拜谒并留下诗篇的，有宋代诗人梅尧臣、文彦博、欧阳修、邵雍、蔡襄、司马光、黄庭坚、秦观及金代诗人元好问等。他们中有的人看到了卢舍那，却诘问“像成竟何补”。
卢舍那不是出土文物，它披风听雨在那儿坐了１０００多年，看到过它的人，不知有多少，但没有一个古人能够告诉我们卢舍那被毁掉的手，原来是怎生模样。它一如在黑暗的地下出土的维纳斯，其断臂给世界很多的猜想。清代皇帝乾隆来到香山，在赞美这儿乃“自古才华地”时，又感叹“虑输白少傅（居易），已著祖先鞭”。乾隆之后，来看白居易的人越来越少。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卢舍那、白居易“枯荣”轮回，似合自然规律与佛说，但我们景仰艺术，也得赖于春风？
龙门大桥的这头，端坐着卢舍那大佛；龙门大桥的那头，埋葬着一个伟大的诗人，一个与杜甫同样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在成都祈求“广厦千万间”，白居易则在洛阳“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安得大裘千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
白居易在自传中说自己“嗜酒，耽琴，淫诗”。白居易一生“淫诗”无数，有近３０００首存世，其中作于洛阳的８００余首。
与白居易一样，据说唐代著名诗人贾岛死后也葬于龙门东山。“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贾岛演绎的“推”“敲”故事广为流传，但郑州大学教授、龙门研究院顾问温玉成说：“我找了几十年，还是没找到贾岛墓。”
看不完的龙门，还有多少我们没有发现的秘密？读不完的龙门，还有多少等待后人“推敲”的玄机？
盛唐是所有炎黄子孙乃至东方世界永远的骄傲，但白居易一首《长恨歌》，就给其画上了句号。站在诗人中间的一代女皇武则天，其风流也被雨打风吹去。只有卢舍那，１０００多年来，始终坐在龙门的高山上微笑着。
卢舍那的笑，就是半个盛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