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美的会馆——旅汴商人的无心杰作
最早是从张艺谋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中见到豪奢的乔家大院，同时也知道了晋商的富甲天下。后来，来自山西古老街巷的消息渐渐地灌满了耳朵。后来的后来，我读到了那首缠绵忧伤的民歌《走西口》：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实在难留，
手拉着哥哥的手，
送哥送到大门口。
…………
明朝初年，在“小妹妹”泪眼汪汪的凄婉歌声中，山西男儿背负行囊踏上西出长城远涉塞外的易货贸易之路。一传十，十带百，平遥、祁县、太谷三地农民一批批摆脱了对土地的眷恋，也突破了重农贱商的樊篱。
晋商５００年可歌可泣、壮怀激烈、史诗般的寻求财富之路，使很多外省人改变了山西只是贫瘠荒芜的看法，使很多学者改变了“中国民国之前只有市井小贩”的看法。山西人走西口，出关外，闯江湖，下码头，他们告别了哀怨缠绵的故土和儿女之情，怀着“天下一家，信义为本”的新观念，开创了前无古人的大商帮，创造了明清商业史的辉煌。
两年前，读罢余秋雨的《抱愧山西》，我暗地里笑他落伍，竟不知天下有晋商。在游览了开封山陕甘会馆后，我也同样品尝到了抱愧的滋味。因为我一直孤陋寡闻地以为，山西商人的足迹在塞外、在京城、在江南，河南似乎与这５００年晋商史没有太多的渊源与瓜葛。
第一次知道山陕甘会馆，是从一位旅豫的浙商那里。几年前，这位浙商向我感叹：“没有想到开封还有如此精美的古代建筑，木雕、砖雕、石雕真叫好。”
第一次亲临山陕甘会馆的感觉，大致如那位浙商的感叹。稍有不同的是，我觉得“三雕”之中尤以木雕、砖雕为最绝。开封山陕甘会馆小巧玲珑，与开封其他现存的古建筑相比，它虽少了一分气宇，却添了几分精致。说起来开封也算是七朝古都的繁华之地，没想到２００年前山西人、陕西人凑份子轻轻松松建起来的一个会馆，竟能在这里领几分风骚。
山陕甘会馆建在开封徐府街的西段，门口是好大一个青砖庑殿顶照壁。照壁东西长１６．５米，高８．６米。照壁的东西侧各有一个翼门。东门一把锁锁着，留一个西门对外开放。
会馆的院子里，中轴线上是戏楼、牌楼、拜殿，两侧是对称的厢房和跨院儿。整个院子规规矩矩，有板有眼，讲究的是均衡美。中国古建筑形制一直承袭着天圆地方的古训，即使有改动也囿于小处，大的地方不敢突破。我一直以为中国古建筑好像也如同儒家，处处讲中庸的。
山陕甘会馆的特别，主要在于建筑的艺术价值。那些看起来比较考究的“三雕”，虽说充满了无法掩饰的匠气痕迹，可是它们的秀巧仍然给人以愉悦感；它们与建筑本身搭配之后，又给人以整体的和谐美感。正是因了这些木雕、砖雕和石雕，２００１年山陕甘会馆被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单。
大世界与情妹妹——晋商的两难选择从山陕甘会馆馆长韩顺发讲述中，我知道了会馆的大致背景：明嘉靖年间，晋商已开始在外建造会馆，万历年间京城已有会馆５０余家。开封的会馆始建于清康熙年间，由旅汴的山陕商人联合筹建。当时是以各商户营业额的千分之一捐摊（多者不限）。到了光绪年间，甘肃商人才加入其中。如今我们看到的主要是当时会馆的关公庙部分，会馆的生活区域原在西侧，现为开封市委招待所，老房子早已没了。
韩顺发是老北大生，早年也曾天南海北地到各地考古，我向他请教：“当年各地在汴的会馆多达６５家，商人如此不惜血本地建造会馆，其目的何在？”他略加思考后打了一个通俗的比方：“知道现在各省市在北京建的办事处吧，两者的功能大致相同。”
这么说来，山陕甘会馆的功能无非也就是议事、招待外加联络三省旅汴商人的感情。
其实，会馆建筑艺术的精巧绝伦与历年不断修葺的记载，并不是我关注的重点。而关于晋商兴亡历史的研究与分析，近几年已有不少人连篇累牍。但是关于晋商的日常生活，好像还没有太多的人涉及。所以在我第二次到开封山陕甘会馆采访时，便决定避实就虚，多问一些商人生活方面的内容。但我后来发现，历史毕竟不同于现在，过去了就是过去了，想靠资料或者什么去还原历史，几乎是徒劳的。
当年山西人走西口，大都抱着“不富不回家”的信念。清代学者纪昀有这样的描述：
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仍出外营利，率二三年一归省，其常例也。或命途蹇剥，或事故萦牵，一二十载不得归，甚或金尽裘蔽，耻还乡里，萍飘蓬转，不通音问者，亦往往有之。
从清人概要式的叙述中，我读出的竟是更多的疑问和迷惑。用现在的人生观、价值观去套当年晋商的生活，你很难理解他们为什么会选择那种苦行僧般的生活。是因为与生俱来的秉性？或者是出于极端的虚荣心？我无法找到令自己满意的答案。还是来看几个事例吧。
临汾县的田树楷出生时，他的父亲在外面经商。直到他长大成人，父亲也一直没有回来。听母亲说父亲在西北做生意，于是他离家到陕西、甘肃一带到处寻找。整整找了三个年头，最后在酒泉街头，他巧遇一个山西老人，两人一见如故。细谈之下，他才知道这位老人竟是他从未见过面的父亲……
有个晋商的妻子因丈夫长年在外经商，难守空房寂寞，遂与人私通以致怀孕。当婴儿产下后，她偷偷将其溺死在马桶里。婆婆发觉了儿媳的秘密后，将死婴取出用盐腌起来，准备待其儿子回家后再作处置。商人妇知道事情败露，又羞又愧，无奈上吊自杀。
为自己的颜面而一世不进家门，这是否是真爷们的作为？我这个今人不大好意思菲薄古人，就不做这个判断题了。但可以肯定的是，现在的商人绝对没有那种自讨苦吃的狠劲。至于偷汉溺婴，实在是一件让人心酸的事：当年村头拉着哥哥的手送了一程又一程的小妹妹，在“止不住那伤心泪蛋蛋”之后的若干年后，竟然落了个这样悲惨的结局。
寂寞难耐的，不仅仅是送哥哥到村口的小妹妹，还有走西口的大哥哥。明朝时，在山海关内外经商的晋商因为长年不回家乡，有的就在关东再次娶妻生子。
类似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一世夫妻三年半”用于形容晋商的家庭生活是非常恰当的。这种状况给许多晋商的家庭带来不幸与灾难，可能也是实情。要家庭还是要事业，这一俗而又俗的问题在十年前的中国曾经引发过一次不大不小的社会讨论，结果也是不了了之。明清时代晋商们无法回避的问题，现在的人们依然回避不了。
热闹的堂会——“酬神”与“酬人”的游戏关于晋商在开封的生活几乎没有任何直接的文字记载，山陕甘会馆的碑刻所述多是建馆修葺之类，不涉其他。
不过，我发现，在这不大的会馆里，却有三个戏台。这也许是我了解当年旅汴晋商生活的一个切入点。那天与韩馆长坐在西跨院偏殿（现为办公处）闲话，他给我讲述了旧时会馆中唱堂会的情况：
开封山陕甘会馆里有一座大戏楼，还有两个唱堂会用的小戏台。这些都是在乾隆盛世时建成的。你看，咱坐的地方是堂屋，前面是露天式庭院。那时一般女眷或客人多坐在堂屋里观戏。若来人多时，男人则坐在屋外的檐下。那边是锣鼓喧天，这边是摇头晃脑；一边在咿咿哑哑，另一边嗑着瓜子……可甭小瞧了那时人的活法，潇洒着哩。
唱堂会也不是天天都有，即便唱也得寻个名目和理由来：比如“庆寿”、“满月”、“还愿”、“喜丧”等。也有不讲名目的，比如商人斗富。也有官僚、商人互相请看堂会的，那里面一般都有些个人目的。
关于唱堂戏的戏价，《歧路灯》里描写乾隆末期开封情况时，在第十八回里有这么一段：“希侨道：‘贤弟一发差了。我们要看戏时，叫上一班子戏，不过费上十几千钱，赏与他们三四个下色席面，点上几十枝油烛，不但我们看，连家里丫头养娘，都看个不耐烦。若是饭铺子里，有什么趣处？’”这里的十几千钱是唱堂会的订金，届时还得另有赏钱，加上席面钱，差不多也就是十两银子左右。
山西人自古以来以“勤俭吝啬”闻名，为何偏偏在看戏上不惜银两呢？晋商之爱好戏曲，与“演戏酬神”这一商业风俗有密切关联。关羽是山西解县人，明崇祯年间，关羽被尊为“武圣人”，此后商人又把关公视为诚信的象征和保护神。时下的饭店酒楼，厅堂之中多见一尊关公塑像，也是取个吉祥与呵护之意。明清时代，山西商人大凡建会馆必内设关公庙或拜殿，另外如逢关公诞辰，大多演戏，算是祭祀的一部分。所需费用按生意大小由各晋商分摊。山西商人不仅在本土如此，在外地商埠，比如开封，也是这样。?
最初晋人以梆子戏为主，清中期以昆剧为主，后来以京剧、豫剧、秦腔并重。再后来这“酬神”也演变成“酬人”了。演戏成了晋商结交权臣、拉拢生意的一种公关手段。
陈其田在《山西票庄靠略》有如此记述：
票庄结交王公大人，多在相公下处，相公下处的酒席非常讲究，招待殷勤，屋内布置也甚精致。因为妓馆是下级的交际场，高位者不肯涉足，所以结交大官必以相公下处做媒介。
此处的“相公”指唱戏的旦角。约官员于“相公”处，当时是比较“高雅”的社交方式。
清初在张家口做边贸生意的８位山西商人，曾被清廷召见，封为“皇商”。如果他们不谙世故，哪能得到朝廷的赏识？
日升昌分庄的经理邱泰基在开封、西安分号管事时，与当地的藩台府台等高官称兄道弟，包揽了当地的官款业务，成为日升昌东家甚为赏识的分庄经理。据说当年他的铺张与奢侈在票商中是出名的。大凡出门，他都要乘绿围大轿（官轿），轿前有专人开道，好不气派。邱泰基送礼，说是小意思，不成敬意，其实都是价值连城，让你一次“下水”。
虽然在结交官府方面不择手段，但晋商的诚信一如关羽，在生意上从不玩虚的。
在劫难逃晋商的辉煌渐行渐远那天，从宾馆“打的”去会馆采访的路上，我问出租车司机开封有点钱的人都玩点啥。司机就说，开封有两多：饭店多，澡堂多。害怕我不信，他还把一个澡堂指给我看。晚上进去一看，果然是一个奢华的大澡堂，满满的都是光光的人。看来出租车司机说的不假，开封有余钱的男人就是好泡澡。
“若是饭铺子里，有什么趣处？”正琢磨《歧路灯》里古人的话，突然想起郑州商界的一句随口撂出的话：“吃饭没意思，还是泡澡吧！”古往今来“趣处”不同，古人喜听戏，今人好泡澡。可有一点是相同的，大家都是应酬。
古和今这么一比，多少理解了开封山陕甘会馆设三个戏台子之必要。
晋商从“俭为美”到“奢为贵”的蜕变，当然不是看戏的错。开封山陕甘会馆之所以笙竹之声不绝于耳，也不完全是为了功利的目的，还有些自娱的味道在其中，也和开封乃至中国戏曲盛行的大环境有关。
都说这晋商到了后期，越发腐败了。想想也是一种必然。
一旦生意做大时，晋商与官府的来往就不可避免。最初做易货贸易时，靠的是勤勉，不求人也罢；后来做票号，专为工商业提供金融服务，仗的是信义和严格的管理；但是到了后期，票号的业务重点转移到争取巨额官款，生意成了交易之后，穷奢极欲的风气随之大开。
清朝末年，国运不济，民风萎靡，各地山西票号的东家、经理、伙计大多染上了吸食鸦片的恶习。在山西太谷城，商家无一不备有鸦片烟以待客。就连祁县乔家大院中的后辈也不乏吸毒者。
到了这时，请戏班子唱戏已经无趣，都改成请上烟榻，递上烟枪，在吞云吐雾、醉生梦死之中完成一笔又一笔的交易。此时，经理们忙着对外应酬，已经没什么心思掌控号内事务。
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奢风日甚，荒情日生”的颓败迹象，但也只能在号规中呼吁一下、痛斥一番，挽回大局已不可能。李渭清在其《山西太谷银钱业之今昔》一文中有这样的描述：票号平日酒食征逐，公开应酬无论矣。甚至纸醉金迷，赌博宿娼，均可由号中支付代价，花天酒地，相习成风……
山西商人最后在生活上走向腐败，与清末的时势也有一定的关系。作为男人，作为商人，在眼看着国事商事已现颓势，又无力挽回时，难免会有些人到脂粉堆里寻觅安慰，在吞云吐雾中逃避现实。
山西票号的由盛转衰，其实也是在劫难逃。２０世纪初，官营的和外资的票号开始进入市场，它们的实力和背景都让山西票号感到气短。太平天国起义、八国联军侵华以及后来的军阀混战，则是一把把插向山西票号心头的尖刀。每次城破兵至，票号都要闭门歇业，甚至被洗劫一空……多种方向的合力，最终导致了纵横商界５００年的晋商，在民国初年几乎一夜之间土崩瓦解。
具有讽刺意味的一幕是：１９１３年，票号没落之际，山西商人认为北洋政府不会坐视不管。于是，天成享票号总经理范元澍代表山西票号到京请求北洋政府出面扶持，财政部对此请求不置可否。倒是有朝中大佬看中了范元澍的才干，委托其为国家银行招揽票号人才。此后，不少票号伙计在新式银行找到了工作。
晋商崩溃很多年之后，一个晋商的后代在自家的老宅院落内挖出了一个银窖。骇人听闻的是，这个银窖内藏着百万两白银。晋商曾经拥有的实力由此可见一斑。
晋商的辉煌渐行渐远，但晋商的后代和山西平遥城还是从老晋商们留下的遗产中吮吸到了甘甜。１９４９年之后，平遥人一直住在晋商们在辉煌时代建成的老房子里。多亏当年平遥财力不济，没钱改造老城，于是晋商们的老房子在不经意间熬到了今天，然后就金贵起来了。平遥人因了早年先辈走西口“那一步”，换得如今整个城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殊荣。今天的平遥商人不用学温州商人天南地北累死累活地跑，他们单单靠着旅游，守株待兔般地在自家门口支个小摊，只卖卖矿泉水、茶鸡蛋，也能活得衣食无忧。
山西商人在各地建的会馆，没有的就没有了，留下的都成了好东西，现在都能收点门票钱。
开封山陕甘会馆的馆长韩顺发是老开封，在每年的八月十五，他都会把演员们请进会馆来。在戏楼前支上桌椅，摆上水果、瓜子，观众们一个个都听得摇头晃脑，一脸欢喜。只是没了粗犷的秦腔，换做了现代舞抑或是流行歌。
说起来这会馆，最让馆长得意的，还是各位领导的重视，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到过开封山陕甘会馆。就凭这也可以看出，开封山陕甘会馆确实不是个简单的地方。
若干年之后，当后辈们早已把晋商的奋斗史忘得一干二净时，这精雕细刻的开封山陕甘会馆，门票大概就不是现在的１０元钱人民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