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眼井

【几十年过去了，偶然出差又去过一次那个小县城。窄窄青石板铺就的街上，生着绿苔的青砖灰瓦的旧房舍，古老的三眼井都不见了踪迹，那儿如今是一栋栋的高楼林立……】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苏勾结，北边炮声隆隆硝烟滚滚，南边军舰憧憧恫吓声声，好像一场举国大战迫在眉睫。鲲鹏展翅九万里，吓倒蓬间雀。毛主席他老人家何等气魄，都来吧，我所不惧，小打、中打、大打我都接着，尔等不过是纸老虎。但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老人家还是部署了大打的准备。一时间神州战车轰鸣、战舰驰骋、导弹直指苍穹。为减少损失，老人家部署了疏散城市人口。

老爸留在了城市坚守岗位，母亲带着我和妹妹疏散到一座不通火车的最边缘的大别山脚下的一个小县城，那年我刚初中毕业。新家安在县城文化宫院内，文化宫对面是一条宽的大马路，那时车少，偶尔才有一辆汽车驶过。路对面是一片农田，农田的右边有人家，县委大院也在其中。

小县城最高的楼只有两层，还很少。县城最高的建筑就是城中一座水塔，那时觉得水塔真高啊，水塔流出的自来水只供应县委和县武装部等少数机关。于是小城里有了卖水的担水人。文化宫地处偏僻,自然没有自来水，初来乍到的我们只有买水吃，一担水要五分钱。给我们送水的是一个矮壮的姐姐，姐姐的小腿好粗,走路咚咚的。姐姐告诉我,她担的水是三眼井里的水，那水比其他井水洁净甘甜。三眼井就在马路对面的人家处，姐姐还说县委大院原来是卢家大院，那周围的农田全是卢家的，卢家1949年随着败退的国民党军逃到了台湾。那个三眼井是卢家先人们打出来的，是个百年老井。

偏僻的小县城，当时的物价真便宜，一个鸡蛋五六分，活蹦的鱼虾也就三四角一斤。但那时人的工资低，老爸在城里开销大，很少往家里寄钱。母亲的工资只有五十多元，每月还要给姥爷寄点生活费。我家做饭和洗洗涮涮每天都要用一两担的水，节俭的母亲算了细账，五分钱一担的水天长日久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母亲决定自家解决吃水的问题，买了一对洋铁皮的水桶一根扁担，当然这担水的重任落在了我的肩上。

文化宫离三眼井有一里多地，下了马路是一条青石板铺就的窄窄的街。街一侧是高墙，高墙那边就是县委大院。一侧是青砖灰瓦的旧房舍，两边的墙砖都被风雨剥蚀出凸凹，墙根生着湿湿的绿苔，显出岁月的沧桑。三眼井就在房舍与农田之间。井周围经常有洗衣的女人，女人们爱热闹，大声细语地说笑伴着捶衣声传得很远，洗衣的水汇成小溪流进了旁边的农田。那时还没有洗衣粉，肥皂凭票不好买，好像女人们用的是皂角，没有污染。

循着声音找到三眼井，我才看清三眼井原来是一个大大的圆盘石扣在井上，那圆盘石上被琢出三个放桶的圆眼，可以有三个人同时站在圆石上打水，井旁边有专门供人打水带有长绳的水桶。我提着水桶站在石上，顺着井眼看下去,不禁有些战栗，石下边是好大的圆，我仿佛站在了空中，那下边的水幽深，井壁上满是厚厚的绿色井苔，万一石断，掉下去可是爬不上来。

胆战心惊的我放下水桶，那桶漂浮在水面，就是不往水底下沉。“咯咯咯”,身后传来了笑声，我脸红了。“瞧你笨的，应该这样打。”我回头，原来是担水的姐姐站在了身后。她接过我手中的绳子，把桶略微提起,三晃两晃猛一松手，那桶一个侧翻扎进了水里，姐姐再拎起时便是满满的一桶水。她哗啦一声把水倒进了我的桶里，又把绳子塞给了我。在姐姐的帮助下，我终于学会了打水。那天把水担回家倒进水缸里，舀一碗新打回的水品一下，三眼井的水真是甜。

记得有一天，打水时绳的摆度大了点，提上来的水不满，倒进桶里后只有大半桶。再打桶水提上倒入我的桶中，打水桶里还剩半桶水。看着洁净的水我不由心疼，“哗”的一声我把水又倒进了井里。旁边洗衣的一个大婶叫出了声：“唉，小伙子，你怎么把水又倒回去了？”“我桶装满了，这水倒掉就浪费了。”“嘻嘻，看不出你还是个节俭人。这井里的水是用不完的，出了井的水就不洁净了，再倒回去会脏了井水的。”我脸一红。卖水的姐姐恰巧也来担水，忙上前帮我解围。“他家是省城下放来的，他哪懂这打水的规矩。”“哈哈，我瞧着咋这么面生，嫩胳膊嫩腿的，你妈咋舍得让你来担水？”“嘻嘻，别看他们省城来的，手里的钱也多不到哪儿去，还不是想省个买菜钱。”我在女人们的一片嬉笑声中，担起水逃也似的离开了。多年后，报纸上报道地下水位下降，我不由暗自得意，那时我就懂得了地下水不是用不尽的。

以后我再担水，总有洗衣的姐姐或大婶阿姨们帮我从井里提水。

几十年过去了，偶然出差又去过一次那个小县城。窄窄青石板铺就的街上，生着绿苔的青砖灰瓦的旧房舍，古老的三眼井都不见了踪迹，那儿如今是一栋栋的高楼林立。

再也喝不到三眼井的水了，再也听不到围绕着井台洗衣女人们的欢笑声了，面对高楼我不禁有些惆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