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玉姐

我七八岁时，邻居家来了个乡下亲戚。大姑娘，十八九，喜气的圆脸，梳两根油光滑亮的麻花辫，辫梢儿上系朵跳跳的红绒花，我觉得她：嗯，好看。所以在她走过路过我家门口时，我便常睁大眼儿瞧她，直到她脸儿红红的，伸手抓住我脑后的两把“小刷子”，使劲地、慢慢地拽一下。“大姐儿，哪有这么盯着人看的？”叫我“大姐儿”，就因为我在家排行老大；她叫我妈大姨，叫我爸大姨夫，这排行却不知从哪儿论起。

邻居那家大大小小五口人，一叠声却只叫她小玉，她每次都应得那个响亮，那个脆而甜，那个兴高采烈。“哎，来了，好的……”那带着乡音的普通话，在楼道走廊里回荡，像唱歌一样，真是好听。

邻居太太是个会过日子的人。孩子们吃饭前，她总陪某老师先扒拉几口，再去管孩子们的吃喝和洗涮。“某老师”是这家的男主人，老师是他的职业身份，女主人却常常在他刚拿起酒杯时，这样尖叫：“某老师，还喝还喝，明天我们家要喝西北风了！”我们隔几间房都听见了，可“某老师”却好像当耳旁风。“某老师”的话很少，那天他醉了，或许是借酒掩脸长叹道：“要是不喝一点，会病的……”不知是赞是叹，小玉姐见缝插针地说闲话：“乡下男人若不喝酒、不发脾气，就一定没结婚。”

有一次，四下无人，她悄悄地跟我说：“岁数大了，不好。”那当口，便叫我翻了脸，我正盼着自己长大，盼着自己的十八九，能长得像她那样的，如一只水蜜桃。

小玉姐到隔壁家才住了一个星期，就有居委会大妈上门来看长短：“姑娘，来看亲戚吗？”那笑吟吟的意思其实是：走亲戚的话，时间未免长了。那时的户口查得紧，但她早有准备，沏上香茶后，行李袋里拿出一份病历，又翻出若干土物，小心地递上，说：“上城里看病呢，亏得收留……”在大妈慢慢喝着茶，问东问西时，小玉姐却并不坐下，她侧着身子，微微弯腰，嗓子眼里不断发出讨好的“呵呵”的声音。

这“病”，一看就是大半年。我好奇地问过，究竟“凤体”哪里不适？她支支吾吾的，嘴角下撇，可就是没个准话。再问，便涨红着脸，吐果核一样吐出“妇女病”三个字，直让我的脑袋嗡嗡响，隐约觉得这不是好事。

她除了帮老姑家打理家务，还顺带帮了另一家，带个二三岁的婴孩。小宝的亲妈是知青，不在上海。说是帮忙，可那是真忙，婴孩跟她吃，跟她睡，把她当妈了。小玉姐对小宝真是没说的，掏心掏肺。小宝夜哭，她便整夜不睡，抱着哄。孩子发烧，她带去打针，那张脸竟忧郁得老了，像担心得就快晕过去似的。只有在夜阑人静，我才时常看到小玉姐，守着安睡的宝儿在织袜子，用复色的棉线，如绿配白，黄配蓝……袜底用深色，袜筒浅粉，收边处各收出不同的凹凸花型，煞是别致。那袜子显然不是织给哪个孩子穿的，亦非男袜。我只知道这傻大姐偏爱光脚。夏天午后，常见她赤脚大仙似的，飞奔在一条煤渣路上，为老姑家到饭店打一暖瓶冰水，用来冰镇晚饭的菜肴，也做冰杨梅汤饮。

小宝被养得白白胖胖的。她老姑也眼看着温柔许多，心情好时，常和老姑父对杯。小玉姐看着觉着有趣，洗碗时捂着嘴乐。而老姑的半大孩子们，也被管束得井井有条，头脸干净。老姑常夸小玉姐：“样样好，就一样，女孩家胃口未免大了些。”楼里各家大聚餐那次，她突然上前，拿掉小玉姐的大碗换上小碗，并且莫名其妙冒出一句：“跟你们说吧，女孩还是瘦的好！”

楼里最大的女孩就是小玉姐了，往下滴滴拉拉算起来有十几个之多。一次我问大家，都怕什么？只她犹豫、羞涩地回答：怕结婚。什么？什么呀？一群疯丫头因此而笑倒了。

那次笑场后不久，小玉姐就被逼回了老家嫁人，所谓妇女病，有点。可也是出来打工的借口，她借此攒嫁妆。那婚姻，据说是他们家乡女孩的传统老路，也并不算特别委屈她。但她真的不想这么早就结婚，可又不得不听从家里的安排。她说她姐出嫁的年龄，比她还早好些。

走之前，到我家来告别，哀哀的：“大姨啊，这些日子，是我做女孩儿过得最舒心、最自在的……”我妈含泪，硬塞给她两双尼龙袜子。她抚摸着：“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穿呢，舍不得。”小玉姐走之后，我在枕头底下，找到了她趁我们不注意，悄悄留下的一双线袜。它们打扰了我整整半夜，或者更长，更长。

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失眠，也是进入青春期前的唯一一次。

（作者为作家、诗人，著有多部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