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大嫂

身在红尘，许多记忆都随雨打风吹去，却仍有一些人和事挥之不去，在睡梦乍醒时浮现眼前，比如那三个乡下大嫂。

太行山里的大嫂

我调到太行山区工作时，曾乘坐当地驻军陆航团的直升机在这片两省交界处光秃秃的山地上空巡过一遭。同行的同志说，这里曾是抗日战场，八路军的一个团部曾在下边的山沟里驻扎，至今还有一块石碑在那里竖着，记载往日的光荣。这片光秃秃的山地上有一个叫做“江脑”的村庄，是我的扶贫工作联系点。

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我是这个小山村的常客。至今，我的心中仍清晰地镌刻着山村男女老少那朴实、善良、好奇、专注的表情；支书家里张大嫂做的“捞饭熬”，仍时常勾起我再回一次江脑村的冲动。

记得我第一次去江脑村时，张大嫂倚在她家大门的门框上迎接我们，红头巾下一双清澈的大眼睛墨玉般闪着光。在断定我们要去她家之后，便径直进了厨房。在我和乡亲们聊村里情况时，大嫂几次从厨房里探头出来，大眼睛冲着支书一眨一眨的，明明白白在说：让客人吃饭吧。在大伙争相夸奖大嫂的厨艺时，大嫂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神情，像邓亚萍站在冠军领奖台上接受萨马兰奇祝贺时一模一样。她开心地说：“山里没啥好吃的，只要喜欢，下次还来俺家吃‘捞饭熬’！”大嫂说的“捞饭熬”是这一带百姓中午的家常饭，在一只大海碗里，下层放小米干饭，中间放捞面条，上面盛上用肉、蔬菜、粉条、豆腐等混在一起熬出来的大烩菜。

我对江脑村的考察，从这个奇怪的村名开始。村里人说不清这个“脑”字的含义，我以为应是“垴”字之误；而那个“江”字呢？当地人有一个说法：村里人都姓张，此地人的口音“江”“张”不分，“江”应是“张”的误读。村里的张支书却以不容分辩的口气说：“胡扯，江就是江，村里祖祖辈辈缺水喝，盼着村前的山沟变成一条江，要不然村子不会叫江脑！”他说这番话时，眼睛一眨一眨的，闪现着太行山人特有的智慧。

因为这里缺水，我们的扶贫也就从解决群众吃水问题开始。那时候，这里的百姓吃的还是自家水窖里的水。我挨家挨户看过他们的水窖，亲口尝过这水窖里的水。水窖是用土灰券成的留一小圆口的地下土窑，每逢雨季，家家户户都把雨水引到自家的水窖里存起来，大半年的枯水期，人们就靠这水窖里的水过生活了。我不愿描述那是怎样的水，不愿回忆那水的味道。

我协调水利部门和巿里几家企业，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让江脑村家家户户都吃上了自来水，村子附近的几十亩山坡地也改造成了旱涝保收的水浇地。之后，我们又协调资金和物料，由村民出义务工，修了一条三公里长的水泥路，把小山村与通往山外的公路连接起来。公路修通的当天，就有几户人家买了机动三轮车，做起了贩卖山货、个体运输的营生。

当我和这方水土的感情日见浓郁的时候，接到了去另外一个地方工作的通知。那天，我正在收拾行囊，身边的同志告诉我，市委大门外有一伙农村来的人指名要见我。我来到大门口，第一眼看到的是江脑村的张支书，他身边站着张大嫂和五六个村干部。他们挎着的篮子里满满地装着山楂、核桃，他们是来为我送行的。临别的时候，张大嫂突然朝我招着手，高腔大调地喊着：“再去俺家吃顿饭吧！”

我的眼睛一下子湿了……

澧河岸边的大嫂

我不知道这位大嫂的姓名，也记不得她所生活的那个村子的名字。我只去过这个村子一次，和这位不知其姓名的大嫂也仅仅见过两次面。

村子在澧河下游的右岸。澧河是一条发源于伏牛山的河流，由于防洪标准偏低，两岸的村子经常闹水灾，这一带就成了这个地区农村扶贫工作的重点。我刚到这个地方工作时，正值“双节”前夕，第一项活动就是慰问农村特困群众。我来到澧河岸边的这个村庄，走访了几户村民，最后来到这位大嫂家。比起其他几户人家，大嫂家里的贫困状况更甚一些。原来，大嫂左腿残

废，而她的丈夫患先天性心脏病，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不能像别人家的男人那样农闲时外出务工，日子自然就过得更加困难。看到这个家庭的情况，我和同行的干部都很同情，当即决定给他们家发了双份慰问品和慰问金，并要求民政部门把这个家庭列入市里的重点救济对象名单。

第二年冬天，巿里安排检查农村重点扶贫项目，我又来到澧河右岸，走访了省市县三级扶持的几个贫困村，察看了帮他们建的香菇种植和反季节蔬菜项目。在回去的路上，司机突然停下车，说：“前边有人堵住路了。”在窄窄的乡村道路上，果然有一辆人力三轮车横在中间，车子上坐着一位头发散乱的中年妇女。我以为遇见了上访的群众，便走下车去想问个究竟。近前一看，竟有几分眼熟。这时，那位中年妇女冲我笑着，说：“还认识俺不？去年春节，你去过俺家。”

啊，是那位左腿残废的大嫂！

大嫂见我认出了她，又爽朗地一笑说：“你忘了吧？那就是俺村，你看的蔬菜大棚就是俺村的。刚才俺就看见你了，怕你不记得俺了，没敢和你打招呼。”

此时此地与这位大嫂不期而遇，我既高兴又有所疑惑：莫非她家有什么事情，或是生活中又有了新的困难？在我思量着的时候，大嫂从车上跳下来，一条腿拄着地，一只手扶着车厢，另一只手从车厢里掂出一个塑料袋，递到我面前，说：“这是从俺家大棚里摘的黄瓜，想让您尝尝鲜！”

看着眼前鲜嫩鲜嫰的黄瓜，我的心怦然一动：我们为大嫂家所做的，无非是应尽的职责；而大嫂报答我们的，却是如此真挚的感情！在我用心掂量着这黄瓜的分量时，大嫂已经跳上她的三轮车，用那条健康的腿蹬着脚踏板，吃力地往前走去……

城市边缘的大嫂

本世纪的元年，在处理一起群体信访事件时，我认识了这位大嫂。

市里的一家国有造纸企业破产了，在确认企业正式职工身份的时候，一些职工联名反映厂个别领导把自己的亲属列入职工名单，骗取买断职

工工龄专项经费。联名信上第一个签名的，是一位姓刘的职工。为了核实情况，在破产领导小组同志的陪同下，我来到这位刘姓职工的家里。正是这次访问，使我了解到，和我们在同一个城市生活的，还有一个这么贫困的家庭。

老刘因患小儿麻痹，一只脚失去了功能。他能到这个企业谋到正式职工的身份，是因为接父亲的班。正是因为巿民和囯企职工的身份，他才娶到一个身体健康手脚利索且有几分姿容的妻子。大嫂是农村姑娘，嫁到老刘家是否真的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是一个言说不清的事情；能说清的是，大嫂从此变成了一个没有身份的人。她从农村嫁到城里，村里收走了她的责任田；她嫁到城里，却又入不了城市户口，因而也就无法在城市就业。这位大嫂就以如此尴尬的身份，照顾着丈夫，照顾着女儿，照顾着这个一贫如洗的家。女儿已经上初中了，家里的花销不断增加，收入却因老刘所属的企业破产而几近断绝。

“孩子上学，花钱怎么办？”我随口问了一句，是发问也是自语。老刘叹息一声，欲言又止。大嫂说：“本来打算上完这个学期就算了，前几天学校老师来家里，说这孩子学习好，不上学太可惜。”他们正在给孩子申请特困生补助，申请到了，就让她接着上学。

“大嫂身体这么好，也应该找一份工作呀。”我说。大嫂说：“前些年找工作凭的是户口，我的户口在农村，不能在城里安排工作。这几年不讲户口了，年龄又大了，还是不好找工作。我除了照顾孩子上学，隔三差五地上街卖菜卖水果，要不然家里吃饭都成问题了。”

我向老刘询问了信里反映的问题，带着沉重的心情回到机关。几天后，老刘家接到有关方面的三个通知书：一个是给他家女儿的《特困生补助通知书》；一个是给老刘的，通知他到纸厂财产看护队上班；一个是给大嫂的，通知她到巿林业局绿化队办理合同工手续。从此，她在这个城市里终于有了职工的身份。

离开这个城市将近两个月的时候，我接到了刘大嫂的电话。她说，刚刚听说我调往省里的消息，不打个电话，心里不太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