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放映员

流动电影放映队，最早可追溯到延安时期——1939年秋，延安电影团成立了一个放映队，赶着毛驴车，走遍整个陕甘宁边区，通过放映露天电影，丰富群众生活，宣传党的政策。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电影事业飞速发展，流动电影仍保留着其两大原始功能。

在豫南，流动电影放映队也一度盛行，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放映员的身影仍活跃在乡村。放映队通常是一到两人，拉着架子车，或是骑着载重自行车，驮着放映机、发电机和胶片，在乡间往还，流动作业，仿佛田野上的轻骑兵。他们大多是基层文化站人员，不领工资，人走到哪儿就吃住到哪儿，放一场电影，由当地生产队兑一些粮食，以维持其生计。

那时候的农村，落后、闭塞，日子单调、乏味，全公社（1983年废除人民公社制度，但乡人沿袭旧称）也难找到一台电视机，顶多是全家围着一只红灯牌收音机听听三侠五义隋唐演义穆桂英挂帅樊梨花征西。不像如今，超级女声、非常6+1、梦想中国……娱乐节目铺天盖地，令人目不暇给。在那样的年月，放映队来到乡村，简直是一场视觉的狂欢。

早在几天前获知某村要放电影的消息，空气中就持续着一种兴奋，到那天，天刚擦黑，十里八村，几乎万人空巷，扶老携幼，走上老半天也要赶到电影场去。

电影开场前，照例会放些科教片或者计划生育宣传片，之后才是正片。随着幻灯机转动，光束打到银幕上，画面就动起来，比走马灯要好看许多。那时候放的片子，大多是《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等老电影，看过不知多少遍了，台词都能背个大差不差，人们却看不厌。

有电影的夜晚，乡村是沸腾的。最快乐的是孩子们，东奔西跑，有时故意从投影机前的灯柱里插身而过，把身影留在银幕上。少年们大多在腰间暗藏着三角带或弹簧刀，个个跟牛犊子似的，四处打横，常常因为一句话、一次碰撞或一个眼神，就引发群殴，掀翻了卖小食品的摊子，撞倒了桌椅板凳，弄得鸡飞狗跳、头破血流。

那时用的是拷贝胶片，设备大多是长江F16毫米电影放映机，画面和音响质量都比不得今天。野地里毫无遮挡，偶有小风吹过，银幕就打起了褶皱，画面中的人脸就扭曲起来，很是怪异。我常常跑到银幕的反面，好奇地盯着银幕，怎么也弄不明白，那些人是怎么跑到白布上去的？偶尔，大喇叭出了毛病，电影里的人就成了“哑巴”，惹得场下一阵口哨声。放映员却没电影《美丽的大脚》中王放映员的本事，能够弹着三弦即兴配词，放映员只会对着麦克风穷吼，骂娘，把那嘘声“镇压”下去。有时候，放映员的声音也会突兀地响起，喊着“张三蛋，张三蛋，你家牛下犊子了，你老婆叫你回去”之类的话，像一把粗钝的刀子插进剧情里。

电影中间，通常要换片，银幕会出现短暂的空白。有许多时候，该换片时却找不见放映员了，人群就闹哄哄的……

电影散场常常是在深夜，回去的路上，难抵困意，我就睡在大人的背上。有时电影散得早，就一路走回去，在稻田里捉很多萤火虫，装进棕色的小药瓶，带回去放进蚊帐里，再躺下身来，看着四处飞舞的萤火虫，仿佛对着满天星。就这样不知不觉地睡着，梦里还是看电影时的欢乐场景。

露天电影，作为那个年代里特殊的娱乐形式，对贫乏的乡村生活是一种巨大的丰富和补充，也是乡村的集会形式之一。许多年后，我才明白，露天电影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欢乐，它更是一道通往外界的门，让我们看到不同于小村的另一片天地。

流动电影放映队起初是半公益性质，由大队出钱粮，供给放映员的生活之用。1980年前后，豫南开始取消人民公社，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生产形式确定，农民再不愿看花钱的电影。此后，电视机开始进入寻常家庭，露天电影的吸引力逐渐减弱，到上世纪九十年代，露天电影在乡村几乎绝迹，放映员也改行去卖菜了。这时节，开始有个别私人放映队兴起，偶尔有人家办红白喜事的，才会去请。自此，豫南乡村便再难见到那些“田野上的轻骑兵”。

我与电影的感情，大抵停步于此。后来外出读书工作，少有闲暇和心情去看电影。偶尔看上一场，在现代化的豪华影院里，却再也体会不到童年时露天电影场上那黑暗之中的另一种光明。而今天的孩子们，大多也无从体验观看“银幕的反面”的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