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怀范仲淹

一篇《岳阳楼记》流传千古，也使我从少年时便记住了范仲淹这个名字。近日，阅读了一些范仲淹的史料，对这位北宋名人有了新的认识，他不仅是杰出的词人学者、北宋豪放词派的先驱，更是业绩卓著的清官廉吏。

范仲淹步入仕途后就宣称自己要“以天下为己任”。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思考，天圣三年（公元1025年），他在担任大理寺丞时上书朝廷，阐述了革除盘剥百姓的苛政积弊的改革主张，未被采纳。宝元三年（公元1040年），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兼知延州（今延安市），加强对西夏的防御。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擢参政事，又向仁宗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系统提出了整顿吏治、培养人才、平均田赋、减轻徭役、发展生产、加强武备等十项主张。并受命与富弼等主持“庆历新政”，可惜由于遭到大官僚和保守势力的反对，被诬为“朋党”，而壮志未酬。

纵观范仲淹的一生，不惧“犯上”的风险，敢于向朝廷直言“进谏”，可谓显著的亮点。史载，宋仁宗即位时年幼，由刘太后“垂帘听政”主持朝政。后来仁宗长大到了20岁，刘太后仍然独揽大权不放，把仁宗当成了一个摆设，朝中大臣谁也不敢吭声。这时，范仲淹站了出来，上奏折要求刘太后遵守祖制让权给仁宗。刘太后大怒，下旨把范仲淹贬到了一个偏远小县做通判，直到几年后刘太后去世，才被宋仁宗召回京城重新起用。但范仲淹依然故我，坚持与朝廷中的恶腐势力进行斗争，发现问题就直言“进谏”，讲真话，道实情。

吕夷简任宰相时，大量提拔自己的亲信担任要职，结党营私、贪赃枉法、败坏风气，把朝廷搞得乌烟瘴气。范仲淹十分气愤，他经过深入调查摸透了实情，绘制了一张“百官图”呈给了仁宗，详细揭露了吕夷简安插亲信、徇私枉法的罪行，希望肃贪惩腐，清明政治。不料吕夷简利用手中的职权，恶毒反诬，加上宋仁宗的昏庸，范仲淹非但没有扳倒吕夷简，反而受诬被贬官。

但是，范仲淹没有消沉，没有退却，他利用自己的文学才华，写了《灵鸟赋》，抒发自己清廉正直的胸怀和绝不退却的信念。《灵鸟赋》中有两句掷地有声：“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宁愿发出正义的呼声而死去，也绝不默默无声地苟且偷生，读来令人感佩，在近千年后的今天，这种精神也是振聋发聩！

范仲淹擅长赋诗填词，千古传诵的《岳阳楼记》，写景抒情，文情并茂，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充分展示了他的杰出才华和博大胸怀。尤其是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警示、教育、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忧国忧民、奋斗不息。

《渔家傲》是范仲淹的又一代表作：“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宋仁宗时期，国家逐渐形成积弱积贫之势，表面一片升平，实际危机四伏，而文风、词风也仍在沿袭晚唐、五代的余习发展。有远见的政治家、文学家都已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庆历新政”和古文运动发生在这一时期，应该说不是偶然的。豪放词开始兴起，一变低沉婉转之调，而为慷慨雄放之声，把有关国家、社会的重大问题反映到词里，体现了文学家的责任，范仲淹的《渔家傲》可为这方面的代表作。

《渔家傲》是范仲淹在陕西抗击西夏时所作，上阕着重写景，“塞上”点明了延州（今延安市）的所在区域。下阕着重抒情，“浊酒一杯家万里”是词人的自抒情怀。“将军白发征夫泪”总收全词。将军（词人自己）为什么通宵不眠，发为之白？征夫为什么落泪？是出于同样的“燕然未勒归无计”的原因，他们和将军的思想感情是一致的，既希望取得胜利，而战局长期没有进展，又难免思念家乡，妻子儿女魂牵梦绕。爱国激情，浓重乡思，构成了他们复杂而又矛盾的情绪。这首词，既表现了作者的英雄气概和边关将士生活的艰苦，更是对宋王朝重内轻外，消极防御政策所造成的严重恶果的形象概括与反映，是一般唐代边塞诗所难以比拟的。

是什么力量使范仲淹毕生为伸张正义，克服黑暗腐败现象而奔走呼号？那就是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坚定信念。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每一个中华儿女都应当树立这种信念，坚定这种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