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书院：中国儒学制度的荣耀

韩国安东屏山书院

韩国书院

7月6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第4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韩国9座保存了朝鲜王朝时代儒学私塾原貌的书院，以“韩国新儒学书院”（Seowon，KoreanNeo-Con-fucianAcademies）之名，成功入列世界遗产名录。

这一消息随即在网上引发讨论。有网友好奇，书院不是中国的吗？我们又被韩国抢先了？韩国书院和中国书院有什么关系？

与申遗相关人员交流之后，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发现，申遗不是公众想像那般的竞赛体质。各种质疑背后，其实是对自我的不明晰，对申遗的误读。

抢注？不存在的！

针对韩国书院“抢注”的说法，中国书院学会副会长、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邓洪波对媒体表示，其实中国书院早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白鹿洞书院作为庐山国家公园的一部分，已于1996年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嵩阳书院作为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的组成部分，2010年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宏村的南湖书院，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的重要遗产要素”。

而从儒学角度说，山东曲阜的孔庙、孔林和孔府（三孔），作为儒家文化在起源地中国的代表，早在1994年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如此看，“抢注说”简单粗暴，可归入“不明真相群众”矣。

掌握信息不全是其一，文化部一位官员曾对媒体表示，公众屡屡对邻邦申遗表现出担忧，其实“源于大家对申遗理解有误”。

“申遗不是‘抢注商标’，而是为了提高某种遗产的可见性，让全世界都能知道和分享。”这位官员说。

需要澄清的是，申遗不像专利申报，不具有排他性，同类项别国申遗成功之后不代表中国就不能申报了。正如韩国之前申请了“江陵端午祭”，我国后来也成功申请了“端午节”，这说明不同国家的申遗不冲突、不矛盾，甚至可以联合申报，完全可以共存甚至共享，共同推动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抢救、利用、传承。

参差多态乃是文明昌盛的本源。申遗的宗旨与使命，在于传承与保护将要失去土壤的文化形态。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有如此悠久的历史沉淀和文化传承。“在文化遗产的种类和申遗上，我们应该有充足的自信，应该把更多精力放在这些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上，对他国的申遗成功，应当支持和欢迎，这样才符合申遗的本意。”这位官员说。

事实上，就在韩国书院入选的同期，中国“良渚古城遗址”和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55处，位列世界第一。

中韩书院，渊源与流变

入选世界遗产的9座韩国书院，确有令我们羡慕嫉妒之处。其完整保存了朝鲜王朝时代儒学私塾原貌，在今天依然是民众前往拜谒及文化活动的重要场所，更直观的说法是——它们活着。ICOMOS（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评估结论中说，韩国新儒家书院“反映了来自中国的新儒家思想与韩国当地实际相适应和契合的历史过程，最终形成的书院从功能、规划和建筑等各方面杰出见证了这一变革性和本地化的过程”。这也说明了韩国新儒家书院曾受到中国书院的启发和影响，见证了中国书院文化在东亚地区的广泛传播与交流。

显然，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9座韩国书院，与中国书院的关系密切。

学界一般认为，书院起源于7世纪末的中国唐朝，16世纪初传到朝鲜半岛，17世纪中叶又由中国和朝鲜半岛传到日本，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本土的书院或撤废，或改为学堂、学校，古制不存。

邓洪波认为，朝鲜书院自主发端，但却是在援引中国书院制度、形成“正轨书院”概念之后，开启了相对独立发展的格局。

16世纪，有“东国朱子”之称的李滉，提出了全面引进中国书院制度的建议。在引入中国书院轨制、构成“正轨书院”概念以后，李氏朝鲜出现了教学与祭祀先贤两者兼具的第一所“正轨书院”——白云洞书院。此后，书院在李氏朝鲜兴盛一时，直至18世纪才衰落。

中韩两国书院同以儒家学说为中心，以儒家经典为教材，但两国书院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在中国，书院以教育为主，奉祀先贤为辅，在朝鲜则恰好相反；中国书院在学术上有一定开放性，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乾嘉汉学等都曾在书院盛行，而朝鲜则以朱子学派为宗主，对当时在中国盛行的阳明心学、乾嘉汉学基本上采取排斥态度；朝鲜书院享有诸多特权，如院田之免税、院奴之免役等，也因此造成书院在李氏朝鲜广占田地、危害国家财政的弊端，而中国书院则始终是比较纯粹的文化教育机构。”邓洪波说。

申遗有料，还得有款

就在中国良渚古城遗址与韩国书院申遗成功消息发布三天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微博发布官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决议，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将在中国福州举办。

这条消息背后,隐含着巨大的信息量。就在去年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泉州（刺桐）史迹申遗被“发还待议”，申遗遭遇滑铁卢。

泉州别称“鲤城”及“刺桐”，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元朝时曾是世界第一海港，风光无限，至今城中古迹留存众多。有消息称，申遗出师不利，其古迹多然而杂乱，是被拒的原因之一。

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泉州方组团出战，携重磅筹码前往阿塞拜疆，一举拿下了下届会议承办权。

一位不愿具名的分析人士称：“申遗，必得政府主导，财政支持，是个花大钱的事。”泉州承接下届大会，就得耗资不菲。为满足申遗条件，需对申报遗产进行大动作整治，更是需要动辄以亿计的资金支撑。

2010年入选世界遗产的“中国丹霞”总耗资超过10亿元，同年入选的“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项目则耗时9年，耗资8亿元……这样的资金体量，没有强大财政资金支持，是无法想像的。

“光有料，没有钱，没有大钱，是没法申遗的。”对申遗稍具常识的人都明白这一点。

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项目的申遗工程也是艰辛而浩大。当年一位全程参与天地之中申遗的学者型官员透露，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古迹包括太室阙、少室阙、启母阙、中岳庙、嵩岳寺塔、少林寺常住院、塔林、初祖庵、会善寺、嵩阳书院、观星台10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1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申遗工作包括对这11处古建筑单位进行全面保护维修，不仅对建筑进行修缮，建筑群内的1000多棵古树名木也进入保护之列，300多株病树也得到诊治；对古建内外的违章、违法建筑进行拆除或搬迁；对古建周围环境进行大规模治理整顿，甚至整个村庄搬迁及村民安置——工程之浩大，难度之高，除了专业投入，各方关系协调之外，没有巨大资金支撑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而其中嵩阳书院，也借申遗工程进行了整修，“在保护既有清代书院建筑群的基础上，嵩阳书院复原了考场、接官亭、祭祀场所等一些已毁失的重要建筑，成为人们了解儒家讲学、祭祀、藏书的重要文物景点”。古老书院的“神复原”也带来了直接的收益，成为热门景点。

申遗，挟传统以自强不息

韩国书院以新儒学入选世界文化遗产，较嵩阳书院、白鹿洞书院的古建入选，更多了一重儒学传承的意思，刺激国人心理。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肖永明教授对媒体表示，这次韩国9座书院申遗成功，是韩国书院研究机构、政府机构、民间机构长时期努力的结果。这些古老的书院不仅保存相对完整，而且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与社会活动中是醒目的存在，在1000元韩币上，就印有这次进入名录的陶山书院的全景图以及韩国的著名哲学家、书院教育家李退溪（1501-1570）的头像。

相比韩国书院蓬勃的现实存在，我们的书院予公众的印象，大多停留在孔子学院、市场上的国学培训机构或者是旅游景点，传统书院的儒学体系与功能设置已经不存。

这不能算是误解，古老的书院如今多为仅存的建筑形制，或按文物管辖，或按旅游景点设置，归景区管辖。

自唐中叶始至晚清书院改制，书院制度与书院文化在中国延续了1200年之久，扎根民间社会，在各地城乡村落星罗棋布，兴盛时期多达7000余所，是中国文化发展传承的重要载体。鸿学大儒以书院为据点，开坛讲学，交流学术，散播思想，成为学术与文化高地，影响深远。

中国书院还越出国界，传入日本、朝鲜、越南、马来西亚等周边国家，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和文化传播的窗口。彼时东南亚各国把中国视为文化朝圣地，纷纷建立起制度相似的书院。

“书院在中国其实中断的时间并不长，传统的文脉强韧绵长，一有合适的水土就会蓬勃生长。”一位文化观察人士说。而传统文化复兴的呼声上自政府下至民间，已呈汹汹之势，书院也正在各地大范围地兴起。古老的书院在恢复元气，新兴的书院在摸索尝试，种子一旦萌动，终会破土而出。

复兴属必然且必要，然继承的应是精神内核，不是形式。

长沙岳麓书院、安庆敬敷书院在1901年改制后直接变成了大学堂，教育功能一直延续。上世纪80年代始，岳麓书院和长沙大学建立合作关系，相当活跃；郑州大学也介入嵩阳书院，白鹿洞书院等也在积极恢复讲学……

“全然复活旧有体系不可行，也是不可能的，书院在新时代一定是要转换的。”著名艺术评论家栗宪廷说。书院在今天的现实呈现，更多的应当是作为一种文化景观，可由出版机构、工作室等植入，成为一个开放的宽松的平台。

而书院的精神内核，将作为文化的基因继续强大存活。从精神与文化传承的意义上讲，承接了中国书院体系与儒学精神的韩国书院此番申遗成功，恰恰是中国儒学制度的荣耀。我们曾有那么强大的原创文化范本，引邻邦追随、复制，植入其民族文化基因。这是我们文化优势与文化先进性的体现。国人当以此自重，再造文化再造原创，挟传统以自强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