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活出发——杨兰春的艺术世界

著名戏剧理论家郭汉城以“戏改的功臣，现代戏的闯将”的题词，高度概括了杨兰春的艺术成就。杨兰春自1948年开始从事戏剧创作，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他先后编导过话剧、活报剧、秧歌剧、豫剧、曲剧、戏曲电影近百部。硕果累累，业绩辉煌，在弘扬民族文化，推进戏曲改革，发展豫剧现代戏方面做出卓越贡献。

杨兰春从生活最底层滚打出来，尝尽了人间的苦难艰辛；经过革命战争血与火的考验，目睹了战争的残酷和胜利来之不易；置身于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激发了爱国爱民的一腔热情。他怀着一颗赤子之心，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把自己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深刻的人生体验，化为创作戏剧艺术的强大动力，遵照党指出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高扬起现实主义的创作大旗，和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创立了以生活为基础，以农民为对象，以先进人物为典型，以真善美为目的，见灵见性，清新脱俗，鲜明生动，独具特色，巍巍壮观的现代戏曲里程碑。在我国当代戏剧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杨兰春熟悉生活，热爱农村，与劳动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时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是以农民的心态关注着农民的生存状态和情感意愿。对农民体察入微，为农民而创作，为农民而歌唱。塑造出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不同时期的不同类型，性格各异，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一些妙语连珠，富有生活哲理的唱词、唱段，被亿万群众广为传唱。他是一位深受人民欢迎和爱戴的艺术家。

杨兰春的艺术世界异彩纷呈，综观他的编导艺术，可以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准备阶段、发轫阶段、成熟阶段、高峰阶段。

第一阶段

从1948年至1950年。杨兰春从八路军野战部队调入洛阳军分区文工团后连续编导了“处女作”秧歌剧《解放洛阳》，执导了曲剧《血泪仇》《虎孩翻身》《杜八联除奸》，歌剧《赤叶河》《刘胡兰》《王秀鸾》，话剧《在新事物面前》。这些剧目大都是杨兰春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的事情，有着亲身的感受和体会。作为一个热血青年，为了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命运，他斗志旺盛，以文艺为武器，积极投身到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捍卫胜利果实的革命洪流中，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祸国殃民倒行逆施的滔天罪行，歌颂军民同心同德抗击敌人的英雄主义精神。极富鼓动性和感召力，很好地发挥了革命文艺的战斗作用。那枪林弹雨中的撕杀依然声犹在耳；那硝烟弥漫的战斗身影仍能形现于目。充分体现了杨兰春枪、笔并用，革命军人的特质——报国沥肝胆，豪情写正义。

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看，杨兰春更注重内容的政治性、功利性、现实性，对戏剧的艺术性不可避免的有所忽略。所以，这些剧目大都显得简单、粗糙，有的甚至停留在从生活到生活的原始状态上。这既是他个人的局限，一个艺术家刚刚踏上艺术道路时的不可避免的疏漏；也是历史的局限，普列汉诺夫说过，战争时期的艺术都是政治的艺术，当时的人们还沉浸在革命的激情中。当然，在当时对生活的模仿或照搬，也是一条唤起真实感的途径，这为他后来重视再现生活播下种子。杨兰春正是在这些准备的过程中，奔涌着生命冲动，勃发出一股刚毅、率真的锐气。

第二阶段

从1951年到1957年。杨兰春在中央戏剧学院歌剧系学习三年，系统地学习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这为他奠定了戏剧理论基础知识，提高了文化素养，开阔了艺术视野，掌握了分析人物、挖掘情感、引导演员进行舞台艺术创造的方法和技巧，把“体验”与“表现”统一于人物个性化的展示上，寻求民族艺术与斯氏理论的有机结合。理论的指导，“戏改运动”的激励，使他重新认识生活与艺术、继承与创新之间的关系，有目的的进行一系列的艺术探索。他与田川合作首先以歌剧的形式将赵树理的小说改编为歌剧《小二黑结婚》，随后移植成豫剧搬上中原舞台，在当时成为继歌剧《白毛女》之后影响最大的剧作。后来，还移植了豫剧《刘胡兰》，又陆续导演了豫剧《罗汉钱》《一个志愿军的未婚妻》，与郭文灿合作改编并导演了豫剧《人往高处走》，以及导演的豫剧《擦亮眼睛》《两兄弟》《百丑图》。其中虽然也不乏应景之作，但这一时期他已经在自觉地进行艺术创造了。

当杨兰春再度移植豫剧《刘胡兰》时，集中反映了他的理论倾向和创作意图，总想把自己对传统戏现状的思考，通过现代戏的舞台实践加以验证。他不欣赏豫剧老腔老调的无限重复，更不赞同泛用固定表演套路游离于人物感情的矫揉造作、虚张声势。决意打破戏曲传统的旧有模式，摒弃虚假，倡导真实，回归生活。把斯氏提出的“从自我出发，从体验出发”转化为“从生活出发，从真实入手”。大力借鉴话剧、电影、歌剧的写实手法，要求演员必须首先熟悉生活，认识生活，到生活中去寻找人物，在舞台上逼真地再现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传统戏曲的反叛，是对生活本体的返朴归真，更是一次戏曲的大胆变革。其出发点和良苦用心，都是无可非议的。然而，实践中有些地方却也偏离了戏曲本体和艺术规律。舞台上原有的戏曲程式规范、表演技巧不见了，出现实而又实的布景、道具，人物动作不加修饰，不作美化，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刘胡兰》一剧的唱腔是按歌剧的演唱形式，真马车也被拉上舞台，曾一度步入“话剧加唱”的误区。因此，也引起了一场褒贬不一的大讨论。杨兰春广泛听取各方人士的意见，认真研究，冷静思考，后经多次修改、提高，使重现舞台的《小二黑结婚》《刘胡兰》。

在保持从生活出发的前提下，从“真”字上下功夫，从“美”字上做文章，对生活进行必要的选择和提炼。布景、道具相应的作了精练、美化，人物动作、舞台调度的规范性、节奏感、舞蹈化得到加强，艺术品格发生了质的变化。三仙姑、二孔明、媒婆、金旺等人物的艺术处理，运用了戏曲的夸张变形。而刘胡兰“踩铡刀”的处理更是写意传神，气贯长虹，是对刘胡兰的意象化、情感化、理想化的艺术升华，具有披坚持锐的人格力量，和高远碧澄的人生境界。这是一次由实到虚，虚实结合；由繁到简，以少胜多；由再现到表现，二者缺一不可；由真到美，相辅相成的艺术把握和理性自觉。也是一个不断进取，不断探索，逐步完善，向戏曲化迈进的必然过程。

豫剧《小二黑结婚》、《刘胡兰》的发轫之作，充溢着孜孜以求的创造精神，探索到生活化与戏曲化相结合的表演形态，为揭示人物情感的深刻性、真实感，开拓出新的艺术手段和表现能力，奠定了坚实的现实主义风格。       

第三阶段

从1958年到1965年。杨兰春的编导艺术发展到一个黄金时期，旺盛的创作力，大有一发而不可收之势。他创作并与许欣合导了豫剧《朝阳沟》，与赵藉身合编了豫剧《比比看》，创作并导演了豫剧《东风烈火》，与许欣合导了豫剧《袁天成与能不够》，与赵籍身合编并导演了豫剧《冬去春来》，导演了豫剧《三哭殿》《花打朝》《桃花庵》，编导了豫剧《好队长》，与李准、赵籍身合编了豫剧《李双双》，与李准、段荃法合编并导演了豫剧《杏花营》。

杨兰春总是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深入现实生活，把全部的情感倾注在熟悉、关心的农民兄弟身上，努力表现他们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真诚热爱，和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崇高理想。在豫剧舞台上成功地塑造了热情满怀的银环，正直向上的栓保，勤劳善良的栓保娘，心直口快的二大娘，泼辣爽朗的李双双，自得其乐的孙喜旺，一心为公的赵广才，精打细算的李会计，不计得失的萧淑英，积极能干的周喜来，知难而上的郑大荣等等一批活灵活现、血肉丰满，生活在现实农村环境中的各种人物。在他们身上，既看到中国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影响，也有社会主义时代的新的思想感情和道德品质的展现。杨兰春始终保持着中原农民式的质朴、率真、幽默。其戏如人，他不靠紧张曲折的故事情节去吸引人，而是组成富有人情味的人物关系和机趣幽默的人物行动，运用丰富多变的生活场景来愉悦人。他非常注重人物生活的真实，不断地捕捉生活细节强化人物的行动，凸现人物的心态。如银环挑水，为二大娘写信，跟栓保学锄地，银环妈夺火点烟；孙喜旺做捞面条、捣蒜瓣，李双双自己选自己当记工员；来顺抢饭吃，以及打电话，打算盘，打扑克，既出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人物真实可信，亲切自然，一股浓郁、火热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宛如一幅幅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风俗画，让人目不暇接，留恋忘返。

杨兰春以刻画鲜明的人物性格见长，以描写生动的戏曲语言取胜。一言一语皆发自肺腑，源自真诚，出自本色。既明白如话，似道家常，又言之有物，喻之有情，深含着丰富的生活哲理。尤其是用唱词叙事抒情，更是他的优势和特点。银环与栓保上山、下山唱的“走一道岭来翻过一架山”，“人也留来地也留”，亲家母的对唱“咱们说说知心话”；孙喜旺唱的“洼洼地里好庄稼”，李双双唱的“一顿饭没吃成又跑在外”；而李会计打电话的对唱，更为精彩绝妙。打破了传统格式，赋予豫剧以鲜活的民间文学色彩，形成他那生动、幽默、风趣独特的语言艺术风格。

杨兰春曾说：“生活根底有多厚，作品的质量有多高，认识的人物有多深，笔下的人物有多活。”他还认识到，生活不等于艺术，艺术是高于生活的感情符号。他把生活与理想放在时代的契合点上，创造出传达人物感情的新形式、新技巧。既从生活出发，又尊重豫剧艺术本身的规律和特点；既是戏曲的表演动作，又是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现实与浪漫同在，象与抽象并存。较好地解决了生活与艺术之间的矛盾，有了相对稳定的形态和个性，培植出一种从内容到形式的豫剧现代戏。

《朝阳沟》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体现得较为充分的好戏。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戏曲现代戏已逐渐成熟，确立了现代戏在戏曲舞台上的牢固地位。历久弥坚，实践证明，《朝阳沟》至今仍受到亿万观众的热烈欢迎。一出现代戏能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不能不是一种奇迹。

第四阶段

从1977年至今。杨兰春经过“文革”的政治风雨，和曲曲折折的人生遭遇，他不但未消沉、沮丧，而且初衷不改，激情依旧，锐气倍增。对生活寄予更大的希望，关注他曾用心血浇铸过的人物的现实命运。他编导的《朝阳沟内传》从以往的情感层面进入到理性层面，反映的虽是“计划生育房基地”，却蕴含着人生哲理，浸润着一种苦涩的人生况味和冷静的沉思。表现出银环由软弱到坚强，由成长到成熟，为新时期创造美好的新生活百折不回、乐观向上的人格力量。

除此以外，他编导的还有现代戏《小犟从军记》《家里家外》《谎祸》《儿女传奇》，是以真诚的态度、平实的手法，倾诉自己对生活的认识，对人生的感受。向生活本质和底蕴渗透，传递人物的真实感情，表达他们的真实意愿。

与此同时，杨兰春还大量执导了经过加工整理的豫剧古代戏《七品芝麻官》《包青天》《程七奶奶》《香囊记》《情断状元楼》，曲剧古代戏《寇准背靴》。他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落笔于往古，归意于当今”。在当代思想、历史精神的观照下，对河南戏曲作整体性的思考——从人本意义上揭示人的真实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透射出人性的至真、至善、至美。 

杨兰春常常通过道德批评和社会评判来揭示人物的善、恶本质。既不虚浮轻狂，也不故作深沉，往往是嬉笑怒骂皆成戏。善于借助喜剧手法，甚至是闹剧因素，使人物各现其形，各得其所，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杨兰春谙熟传统戏曲，有着丰富的积累和深入的研究。但他决不默守成规，而是在继承中创新，坚持以生活为基础，以艺术之美为前提，从情理入手，从揭示人物内心活动着眼，致力于虚实相生、灵活多变的舞台时空和内心体验与外部技术相统一的表现方法。在程式中找到生活之依据，于生活中发掘形式之美感。他一面寻觅生活中最具典型性、真实性的人物动作；一方面大胆运用夸张变形，把人物刻画的活脱自然，醒目传神。诸如：唐成因高度近视抽烟烧嘴，看状纸颠倒，蹲椅子审案，向班头借钱；程七奶奶坐车赴宴，脱鞋打人；周凤莲上花轿，见公婆；包拯赠送银两；敫桂英以布老虎劝学；寇准跟踪抛靴；等等，无一不是来自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个性化表现，所以能够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在豪放之外。”这种浪漫精神与喜剧色彩，意象表达与象征意义，随处可见，随处可感。生活与艺术，传统与现代，在人文精神的烛照下，达到一个相对完美的艺术境界。

杨兰春集编、导于一身，在开创现代戏的同时，也给传统剧目注入新的活力。“从生活出发”，是他一贯遵循的创作原则。高度重视艺术反映生活，但决不无视戏曲艺术的自身规律；吸收借鉴话剧的创作手法，但是，经过变形，与话剧有着截然不同的美学品格。他总是以农民式的率真和幽默，朴素中藏机巧，化平淡为神奇，创造出众多鲜活的舞台形象，独具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为观众喜闻乐见。形成他那大俗近雅、大巧若拙、大象无形、机智、洒脱、风趣、幽默的艺术风格。

是他摆脱历史的局限，改变我省戏曲长期以来突出“个体”——名演员的中心地位，建立一套完整的综合机制，集编、导、演、音、美、灯、服、化、道、音响效果为一体，向新的高度综合，构成完美的艺术整体，极大地拓展了戏曲艺术的表现力。

是他以自己的编导的自觉意识和大量的艺术实践，充分验证了戏曲艺术必须建立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艺术真实。

是他创造性地把丰富的生活内容与优秀的戏曲传统艺术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开辟了戏曲现代戏的新领域，成功地走出了一条戏曲现代化、民族化、大众化的艺术之路。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杨兰春风雨历程53年，这53年凝聚了他的心血和汗水；这53年铸就了他的灿烂和辉煌。使他成为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一代艺术大师，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耸立起了一座艺术高峰。他的戏剧精神和丰厚的创作经验，是一笔极其宝贵的艺术财富，很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