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医杜茂

小时候，我是个调皮捣蛋讨人嫌的孩子，偷瓜摸枣没缺过我，下河摸鱼抓蛤蟆挖泥鳅少不了我，偷吃人家鸡蛋、砸邻居窗户的事也没少干，邻居见我没有不摇头的，“唉！这孩子——”因此，我没少挨打，父母打、邻居打、邻村看瓜的老头也打过我，好似一个过街老鼠。

有一年，我做了一件让我后悔终生的事。这一年的冬天，我把一个右派住的草屋趁晚上给点了，害得40多岁的男人光着屁股跑到大街上，我趁着火光第一次看到了成熟男人的裸体。当我正欣赏战果的时候，耳朵已被我们村的大队长（现在叫村主任）揪住，把我脚尖离地掂到我们家，扔到了还没有从被窝里爬起来的母亲面前。当母亲了解情况后抄起顶门棍劈头盖脸就打起我来。这次打得真狠，从来没有这么狠过，头上起了三个包，屁股肿起来快一寸，背上遍布血印子，害得我一个星期没上学，屁股不敢挨板凳。从此我和这个右派结上了仇。

这个右派叫杜茂，是我们村财主杜大屁的独生子，杜大屁望子成龙，给杜茂请城里人起了个文雅的名字，还从小请了私塾先生教他认字，请风水先生重修了祖坟，一心要培养一个吃官饭的。杜茂很争气，几年换了几个教书先生后，考上了国民党在省城的陆军医科大学，那时人也长成一米八还多的帅气后生。虽学医并不太让杜大屁满意，但毕竟是黄河滩方圆几十里唯一吃官饭穿军装的人，也还算祖坟冒了青烟，好请了几桌客，还放了几挂炮，请了两台戏，热闹了好几天。

杜茂在大学成绩不错，毕业后在傅作仪的部队当了一名军医。那时抗日战争已经开始，跟着部队出生入死上了几次战场。杜茂在医科大学学了两招绝技，一招是外科手术，一招是中医针灸，这两招让他在战场上发挥得淋漓尽致。在战场上，他发明了用狙击步枪去掉弹头把银针射到50米以外的伤兵穴位进行止血止疼的方法，既保护了自己也救护了伤兵，被长官大加赞赏，并在全军推广。外科手术在战场上更能发挥用场，经他的手缝过肚皮、锯过大腿、开过脑颅的伤兵不下百十个。偶尔的一次手术更让他全军扬名，一九四三年的一次战斗，他随部队进入战场进行战地救护，一位士兵被鬼子的炮弹皮把男人的命根“三件一套”溜根削去，伤兵躺在地上哭爹叫娘。杜茂一看，跑到附近一个日本兵尸体边就把日本兵的命根割了下来，就着担架缝到了伤兵身上，据说这位伤兵后来回乡后又生养了五个儿女，但个个短腿矮个，跟小日本差不多。

杜茂很快成为队伍里的名人，入伍三年就晋升为少校军衔，旅长还把自己的千金小姐许配给他做了媳妇。那个女人跟杜茂回过一趟老家，听老人们说，那个女人涂脂抹粉，嘴红得象长熟了的樱桃儿，两个大奶子撑得西装领的上衣裂开个大口子，露出两个“大******馒头”，裤子兜的屁股沟凹分明，还有一头狮子毛，活脱脱一个妖精。那几天村里几个光棍眼睛都快瞪瞎了，二老屁流着口水说：“能和这样的娘们过一夜死也值了。”

平津战役，傅作仪投降了共产党，杜茂也成了一名解放军的干部，那个妖精媳妇跟着他爹跑台湾去了。解放后，杜茂转业到了县医院当了副院长，凭技术很快成了享誉全县的名医，还与一位刚从卫生学校毕业的漂亮护士结了婚。

文革期间，杜茂这样的出身是标准的右派分子，打倒后被下放回到我们村劳动改造。那时他家里已没有人，他爹娘因解放时斗地主分田地气得上了吊，又无兄弟姐妹可投，只好在邻居家的屋山墙边搭了一个茅草窝棚住下，就是我烧的那个草屋。屋虽简陋，杜茂依然收拾得跟城里人一样，每天把被子叠得四四方方，衣服用盛了热水的茶缸熨得平平展展，大背头天天梳得蚂蚁拄拐也爬不上，再加上一副金丝边眼镜，俨然一个大学教授的摸样，这样的打扮与下地干活的农民确实有点不太搭调。

每次开批斗会，县医院都来人，还有那个曾经是他老婆但与他划清界限的女护士。村里老人们说，那个女人真狠呀，每次批斗都让杜茂坐飞机，坐飞机就是下面金鸡独立，上面两个胳膊向后架起来，象两个飞机的翅膀，再往背上放块砖。那姿势不出10分钟就会浑身颤抖，大汗淋漓，每次批斗会杜茂都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如果造反派不来就是另一回事，戴上个白纸糊的高帽子，上面写打倒右派分子杜茂，在会场前站站就算了。

杜茂的医技让我们方圆几十里的黄河滩村民受益颇多，谁有个头疼脑热不再找村里的赤脚医生，都愿意去找杜茂。杜茂一般不开药，用银针一扎就好，从来不收钱，就是出诊去病人家也只求一餐。但家家都把好吃的端出来，还加上两个荷包蛋。公社医院曾给俺村配了两个医科学校毕业的学生成立了医务室，但没有人去，两个小姑娘天天坐着打瞌睡，不到两个月就走人了。

杜茂的两招绝活在我们村都发挥了作用。有一年，也就是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的牙突然痛了起来，奇痛难忍，右腮帮肿起寸把高，象扣上了半拉西瓜皮。母亲让我噙煤油，含凉水，咬花椒，什么土法都试了，还是不管用。我爷看不过去，带着我去找了杜茂。杜茂让我爷去代销点花一毛钱买了二两地瓜烧酒，从黑乎乎的破口罩布上抽出几根银针，用烧酒擦过后，在我右腮上扎了三根，左腮扎了两根，右手虎口处扎了两根，左手虎口处扎了三根，10分钟后笑着问我：“还痛吗”？真的不痛了，然后他端起酒碗把剩下的地瓜烧酒一饮而尽，算是诊费。临了，杜茂甩给我一句话：“去年要把我烧死了看谁还给你治牙痛！”

我们村有生产花炮的传统，全村上千户人家绝大部分都会这门技术，文革时期当成资本主义尾巴给割了，但还有少数几户春节前偷偷做几挂卖换几个油盐钱。有一天已是半夜时分，几个壮汉急促地敲开了杜茂的门，用门板抬进来一个血肉模糊的肉团。听来人讲，肉团叫杜林，晚上偷做鞭炮不小心弄炸了，肚皮炸烂了，肠子炸断了，屎尿流了一肚子，人已经奄奄一息。杜茂一看犯了难，不敢下手，说赶紧送县医院吧。来人一听就急了，县医院离这里十几里夜路，走不到医院血就流干了，你就死马当活马医吧。杜茂看一眼已瘫在地上哭天喊地的杜林女人，叹了口气说，去买一瓶酒，顺手找一条狗杀了弄过来。众人也不敢问，赶紧去安排。杜茂用酒洗了洗手，把半瓶酒浇到了杜林的肚子里，用酒把杜林的肠子洗干净后，切掉足有半尺烂肠，又跑到院子里从狗的尸体上切下三寸狗肠，用做衣服的线缝到了杜林的肠子上，接着把肚皮也缝上了，最后把剩下的白酒全倒在杜林的肚皮上。“抬走吧，死活就看明天了。”第二天，杜林活了。

俺村的人都说杜茂是个好人，俺村牲口也夸杜茂的医术，虽然牲口不会说话，但心里一定会这么想。有一天早上，我们村的大队长满头大汗跑来找杜茂：“老杜，你快去看看吧，俺队里的牛难产了，已经折腾一夜了。”那时牛是重要的生产资料，死一头耕牛村干部要受处分的。杜茂一听就笑了：“我又不是兽医，公社不是有兽医站吗？”大队长说：“兽医站的两个医生早就来了，一点办法也没有，就指望你了。”说着架着杜茂就去了牛棚。杜茂一看，老牛已累得躺在地上不能起来，屁股下面一滩乌黑的血，两个公社兽医站的医生干甩着两手站着束手无策。杜茂说：“我试试吧。”要了一根自行车钢条，在火上烧红后砸出了尖，又用兽医站的酒精擦了擦，“嗖”一声插入了牛的腹部，母牛一惊从地上站了起来，接着“哗”的一声连小牛带血水一块流了出来。“好了，你的官帽保住了。”杜茂一边在水桶里洗手一边笑。惊得在一边看着的两个兽医目瞪口呆，“真是神医呀！”从此“神医”就叫起来了。

杜茂的感情生活也有几分传奇。杜茂被打成了右派，城里的媳妇就与他划清了界限，回村时已经重新加入了光棍的行列，这时他已经40多岁。俺村有个“二椅子”，就是阴阳人，名叫张留柱，刚出生时，张家见生了个儿子很高兴了一阵，买了几斤肉，灌了几瓶散装酒，请了几桌客，还放了几挂炮。可后来越长越奇怪，两条腿间的小鸡鸡小得出奇，两个奶子却慢慢大了起来，长到十几岁已像喂奶的老娘们的了。他爹张老歪带着去看医生，医生一看就说：“你儿子是个阴阳人，不是男孩。”从此他爹娘再也抬不起头来，是男是女都行，可偏偏是个不男不女。张留柱从此便成了村里的一个怪物。村里的几个泼妇把张留柱拉到玉米地里扒下裤子看过，下身只有蛋皮没有蛋子，小鸡鸡像个花生米紧贴在蛋皮上，里面连个硬核都没有。这样一晃三十年，张留柱自己也没弄明白是男是女，队里的记工员都不知道给他按男还是按女劳力记工分。

有一天张老歪带着儿子找到杜茂，“大兄弟，都说你是神医，你看这孩子还有救没？”杜茂说：“听说过阴阳人，没听说有治好的，按说应该是男人外表女人结构。”张老歪一听有点门儿，“噗通”就跪下了，“兄弟你救救这个孩子吧，男女都中，治死也不怪你。”第二天，杜茂借用了村卫生室，还准备了正宗的药棉麻药等消毒用品，搬一块门板架起来当手术台，就把张留柱扒光象白条猪一样放了上去。只见杜茂这边割割，那边缝缝折腾一上午，竟给张留柱造出一个女人的生殖器官。结束后杜茂对张老歪说：“他现在是个女人了，改个名吧。”从此，张留柱改成了张榴花，原来的小平头也渐渐长成了披肩发。张榴花恢复好后，杜茂又给她做了半年的针灸，下身竟然见了红，世人都说罕见。

不久就传出张榴花要嫁给杜茂的消息，开始张老歪反对，说两个人年龄相差20多岁，在村里辈分也不合，按辈分张榴花应该叫杜茂喊叔。可张榴花非杜茂不嫁，绝食、上吊、投河什么法都用了，最后张老歪的老婆说：“她爹，算了吧，孩子的命都是人家杜茂给的，你就从了孩子的心愿吧。”从此张榴花成了杜茂的媳妇，一年后竟生了三胞胎两男一女，震惊医学界。

八十年代初，杜茂的右派平了反，补了不少工资，县领导再三邀请杜茂去县医院主持工作，可年过六十的杜茂谢绝了，用补发的工资在黄河大堤边建了一栋黄河滩当时唯一的二层小楼，成立了一家“杜茂医院，”开业后生意火爆，弄得附近几个乡的医院都没有病号。现在，他的儿女杜大茂、杜二茂、杜小花都继承了他爹的衣钵，成为“杜茂医院”的骨干医生。

十年前，杜茂80岁退休，张榴花当了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