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平原”这片写作领地

记者：李主席，作为河南作家的领军人物，您对这次图书博览会中国作家馆以“文学中原崛起”为主题举办系列活动有何看法？

李佩甫：生长在中原大地上的作家，深受传统文化的浸润和滋养，具有十分可贵的坚韧性和包容性。这里有一大批“埋头创作、不事张扬”的作家群体。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河南文学能取得今天的成就，与作家们的这种可贵品质密切相关。目前包括在京的豫籍作家在内，可以说出一长串响亮的名字。如：在京的豫籍作家有周大新、阎连科、刘震云、柳建伟、刘庆邦、朱秀海、邢军纪、邱华栋、李洱、何向阳、梁鸿、计文君等；省内的有张一弓、南丁、二月河、田中禾、张斌、李佩甫、张宇、郑彦英、杨东明、孙方友、墨白、邵丽、乔叶、孙广举、何弘、傅爱毛、孟宪明、王安琪、南豫见、侯钰鑫、焦述、南飞雁、行者、李天岑、王绶青、马新朝、蓝蓝、冯杰、周同宾、王剑冰、王钢、刘先琴、廖华歌、耿占春、孙先科，等等。此次进京参加中国作家馆的系列主题活动，对我们来说是一次集体亮相。“文学中原崛起”这个提法既是一种良好的祝愿，也是对我们的期望。

记者：“中原作家群”是中国文坛最具实力的创作队伍之一，您认为类似的活动对“文学中原崛起”有哪些帮助？

李佩甫：在当前这个变革的时代，如何在坚守自身的文学信念和文学精神的同时取得新突破，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新问题。此次“中原作家群”首度在中国作家馆集体亮相，说明中国作协对河南文学界的信任、鼓励和支持，同时也是对我们的一次集体检阅和考验；既是中原作家群风采的一次展示，又是一个为今后明确创作方向的研讨会。这对于河南文学的发展来说，又是一个新的契机。

记者：新中国成立以来河南文学最辉煌的是哪个时期？在您的记忆中，外部文学环境的变化给您带来哪些特别深刻的感受？

李佩甫：上世纪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以张一弓的中篇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获全国中篇大奖为代表，河南文坛先后有一大批作品，如南丁的《旗》、张有德的《辣椒》、张宇的《活鬼》、王钢的《野花瓣》等，在全国引起广泛的影响。另一方面，二十世纪末先后豫籍作家刘震云、周大新、闫连科、朱秀海、张一弓、李佩甫、张宇、郑彦英、张斌、邵丽等不断有长篇小说问世，在全国引起关注。再有就是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了。

地处中原腹地的“中原作家群”有良好的文学传帮带的传统，现在可以说是“四代同堂”。特别是近年来，河南每年出版长篇小说及各门类文学作品上百部、集，每年都有各类作品获各种文学奖励。河南作家的最大优点是“埋头创作、不事张扬”，这本是优点，现在成了我们的“短板”，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当然，三十多年来，我们的国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正在不断地提高。但是，我们的文学，一个作为国民精神生活标尺的文学，正在一日一日地边缘化。文学作品思想性的丧失，文学作品艺术品质低劣化的倾向，是导致文学走向边缘化的主要原因。更让人惭愧的是，文学语言已经失去了它应有的地位。

我想说的是，坚守是文学的品格和态度，创新是文学的精神和方向。中国作家生逢其时，经历了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巨大的变化同时又使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文学是社会生活的沙盘，作家面对急剧变化中的社会生活，思考的时间还远远不够。

记者：作为河南本土作家，区域的风土人情、故乡的生活经验对您的创作产生过哪些重要的影响？相对于其他地区，河南作家的创作有哪些明显的特点？

李佩甫：河南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有着得天独厚的文化传统。这里既是黄、淮、济水三条大河流经地，也是老子、庄子、孙子、杜甫、韩愈、刘禹锡等生活过的地方，深得传统文化的浸润。同时，这又是一块历史上朝代更替频繁、风侵雨蚀、灾难深重的土地。

应该说，在平原，土地是很宽厚的，给人吃、给人住，任人践踏，承担着生命，同时也承担着死亡。土地又是很沉默的，从未抗拒过人的暴力，却一次次给人以警示。在平原，草是最为低贱的植物，平原上的草是在“败中求生，小中求活”的，它靠的就是四个字：生生不息。

同时，“平原”是“中原作家群”的生养之地，是我们的精神家园，也是我们的写作领地。在文学创作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平原”，就有了一种“家”的感觉。当然，这里的“平原”已经不是具象的，而是心中的。

记者：最近您推出了《生命册》，这部小说和您以往的作品有什么不同？您下一步有什么创作计划？

李佩甫：《生命册》先在今年的《人民文学》前两期全文发表了，后来又由作家出版社今年三月出版。它和《羊的门》、《城的灯》一起，成为本人创作的“平原三部曲”。小说写的是“一个背着土地行走的人”，“平原”上众多生命现象及生存状态是他成长的“背景”，是植入灵魂的记忆，也是他的“营养钵”。从另一个意义上说，这是一部自省书，是一个人五十年的心灵史，也是一部中国式的“变形记”。这部长篇写了三年，却是我用了五十年的时间来完成的。现在，我准备休整一下，补补气。当然，我今后的写作方向仍然是“我的平原”。